自王立军擅自奔赴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以来，中国大陆便开始疯传各类政变、兵变谣言。而这种谣言四起的态势在薄熙来被免重庆市委书记职位後进入“高潮期”。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就此连发三炮，从“呼吁说法”到竭力辟谣，再到海伍德死因遭肢解，称中国社会应对纠缠於长安街和中南海的“政变”谣言有所警觉，切不可对其传播听之任之，并对西方媒体“有意”使中国落入政治谜团的做法严厉斥责。
　　重庆事件发生後，《环球时报》於3月22日首度发声，称由重庆事件而起的社会议论实属正常，在传言纷纷之际，唯有党中央进一步的权威声音才能遏制谣言的疯涨。同时结合中国换届这一敏感时间点，认为中央采取谨慎的做法是“必要的”。
　　26日，在中央尚无任何权威声音发出之际，该报发表题为《坚守社会对谣言的抵御防线》的社评文章，将中国国内围绕薄熙来被免一事不断泛滥的谣言归因於信息的不对称。换言之，中国官方的正面信息有时跟不上社会的需求，让谣言钻了空子。而针对甚嚣尘上的各类鼓吹，如公开吹捧谣言的“正义性”，宣称“谣言倒逼真相”，“谣言倒逼改革”等，似乎有意让谣言成为脱离现行体制控制的“新政治轴心”。文章在承认中国官方需要不断改进信息发布体系的同时，也指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谨小慎微做法的必要性。因为快速发布信息的风险，有时的确大於搞清楚後集中发布的风险。这些风险由很多因素共同促成，包括社会有可能误读阶段性信息等。
　　之後，随着西方媒体纷纷加入探究薄熙来家英国籍友人尼尔‧海伍德死因的大潮，以及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滞留期间提供的证据及谋杀令等说辞甚嚣尘上，《环球时报》再次发文进行辟谣，同时对西方媒体纷纷将海伍德之死与重庆近来发生的事情做联想、增爆料，以期在中国插入一只“无形的手”、制造“政治谜团”的作为严厉谴责。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官方在信息披露方面一直在向前走，整个中国社会的透明度呈明显不断增加趋势。尤其是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各类信息的传播有了一个公开讨论和围观的平台。客观而言，这是中国改革最复杂的领域之一。需要注意的是，越是在争论和对立的关头，越是在西方媒体大举参与向中国政治领域传递“重量级信息”的时期，越需要官方加快权威信息的公布。对此，《环球时报》也两度公开呼吁“中央说法”，以防止各种猜测甚至谣言主导舆论。
　　与谣言相伴随而生的，是西方舆论会对中国模式和政治危机出现“集中爆发式”的质疑与预断，尤其是对海伍德死因的肢解，更是呈现出公开化的“叫板”和围观。对中国大多数民众而言，“京城放枪”、“机场封锁”、“长安街戒严”、“钓鱼台外媒云集”等桥段并不天然附带浓厚的“政治意味”。相比而言，一贯善於围绕中国民主与政治“做文章”的西方媒体，藉机“唱衰”中国既定政治轨道的做法并非首例。尤其是随着西方危机的不断出现，“中国模式”被当做强大的对手屡遭“肢解”，这与其此前对苏联经济成就的敬畏之心如出一辙。
　　围绕重庆事件後的谣言狂潮，《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蒋元明表示，2012年对中国很重要，尤其是随着十八大的临近，如果谣言冲击不能得到有效纾解，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混乱局面。蒋元明同时建言称，唯一能与谣传抗衡的便是信任度和透明度。如果透明度不高，信息发布不及时，就会给谣传、小道消息留下空间。这一表态与《环球时报》督促中央尽快公布权威信息的做法如出一辙。
　　“谣言止於智者”。不管是《环球时报》的“催促”，还是公众对真相日益高涨的呼声，作为中国执政者不得不面对的考验，重庆事件一方面给公众提供了“共议国事”的平台，同时也为中央敲响了警钟：值此信息大爆炸时代，与其因信息滞後给西方媒体制造政治谜团以可乘之机，不如切实尊重民众对信息的知晓权，逐渐走向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