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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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少年时，我同一群同学，从南洋漂洋过海，北上回中国，过程中经历种种政治的威胁、军警的阻扰、押解，以及太平洋十几米高的大风浪的考验，低等船舱中流感的威胁，同学们的呕吐，呻吟，至今记忆犹新。
　　不单在印尼被押解，甚至在中国自己的领土香港，也是如此。到香港，船没靠岸，英国军警已经严阵以待，我们的脚步第一次踏上祖国的领土，就被勒令排着队，被军警一路押送上火车，直至过了罗湖桥。当我们一行拖着疲惫的步伐踏上罗湖桥，看到对面的五星红旗，看到戴红旗肩章的解放军，大家立刻精神一震，许多人特别是女同学，流泪满面地接受特来迎接的侨办工作人员的握手，拥抱。
　　同样是人，我们在印尼遭受排挤、迫害、杀戮;在香港的土地上被当作囚犯押解。可那时，我们只是十几岁(有的才十一二岁)的无知少年呀。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同窗少年，无限感慨在心头。很安慰的是，当年那批同学，几乎都顺利考上中国各个大学。许多人以後在水利、航空、艺术等等各个领域，做出不少贡献。有的成了着名专家学者。现在每次与他们聚会，大家都会感叹一句话：“我们已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今天中华民族和国家能够以巨大的成就让世界惊叹，其中也曾经有我们的一份奉献。

　　狼
　　那年第一次上北京，我们被安排住进华侨补校舒适的宿舍，教师对我们的照顾如同父母。本来，老师对我们的第一要求是温习功课，准备高考。我却在周末与几个同学商量，要去八达岭去旅游。“旅游”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我们其实只是想“去看长城”，另一个目的是去瞻仰詹天佑的纪念像(我们当中一位姓詹的同学，是詹天佑家族的後人)。
　　那时从北京到八达岭只有火车，还没有客车。我们十几个少年就挤在一个还算乾净的货车箱，摇摇摆摆抵达八达岭。清晨从北京出发，到达时已经黄昏。在车站就看见了詹天佑先生的铜像。大家都兴奋异常，在铜像边拍照，徘徊不舍。
　　那时的八达岭没有酒店，没有饭馆，甚至找不到小卖部。只是吃了从学校带来的乾粮。晚上我们住在车站服务员给我们安排的一间空屋，帮我们铺上稻草。十几个少年就在稻草上相拥而息。
　　外面除了站台上几盏灯之外。漆黑一片。
　　我早上醒来，发现几个同学不见了。有说他们等不及，已经先行去登长城了。
　　那是登长城是没有路的。我们自己捡了一些树枝、棒棍当拐杖，也匆匆上路。没想到茫茫长城连绵，哪里能找到他们的踪影。正当我们游玩正兴时，忽见他们(五六个同学)从长城的另一边山上，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说：“我们遇见狼了!五六只狼!”“不止，有七八只!”
　　後来，车站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所幸，同学们是结伴而行，而且手上都带着棍棒。要不然就危险了。
　　同学说：“开始我们还以为是狗呢。”
　　“这山上没有狗，倒有不少狼。你们千万莫大意。”服务员关怀地警告我们。

　　狗
　　不过二十年前移居新西兰，我们家就与狗有了缘分，先後养了三口不同的品种的狗。最早养的是圣伯纳犬。那是一口巨型犬。立起来几乎齐人腰;坐下来几乎可齐人肩。而且力大。它是一头很温善的狗，可是且表情严肃，加上体格巨大，常常吓到来访的朋友。一次，因为花园的栏杆没有锁，它走到邻居的窗前，吓得邻居小女孩惊呼：“妈妈，老虎!门口有老虎!”儿子赶紧跑去牵回自己的狗，并向该户家人道歉。
　　後来，那位邻居的小女和她妈妈，也成了我家圣伯纳的好朋友。(可惜，那是我们还没有举家搬来新西兰，儿子因为自己实在照顾不来那口巨型狗，就忍痛卖了。)
　　後来我们举家搬过来，儿子和女儿都分别领养了自己喜爱的狗。狗的故事就说不完了。

　　不管是人或狼，或狗，其实都是大自然的成员，在宗教里，是否应该都是平等的呢?我不是教徒，不敢说是与否。不过，人，狼、狗，以及其他生物等等，虽各有自己的生存的权利和环境，然而不免发生竞争、争夺、杀戮等等。就连人类自己也是。
　　我们该怎麽样来认识这些竞争、争夺、杀戮呢??

　　2012-3-30写於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