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史记•货殖列传»
数日前，香港某券商发来的一份投资报告中，转述了李嘉诚对金融风暴的应对策略以为其机构客户参考。引起我注意的不是报告本身，而是其中用了“当代陶朱”四个字对李先生进行定义首码，让我小小惊讶了一下。名利场中、投资圈内，人多急功近利，文化底蕴深厚者鲜，还能有人识得陶朱，实非易事。陶朱何许人也?身边助理们迷茫的眼神早将当代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匮乏展现无余，若长此以往，几代下去，先人们留下的那些闪耀着璀璨光辉的历史文化遗产、思想智慧结晶，必将如武学传说中的梯云纵、点穴法、金钟罩的命运一般，难逃失传噩运。浅显陋文中，於探讨交易理念之余，也常引用一些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和哲学经典以旁敲侧击，目的是为了国人可以用自己的文化更好的理解理念的精深，但其中也同时包含着国粹传承的责任。本篇由“陶朱”引出背後的“计然”，更引出其在2500年前就已经系统化的朴素唯物主义经济观，即可用其理论研判经济大势，又可用其内涵指导交易哲学，同时还可传承文化，三全其美，倒也乐事一件。
有一定文化底蕴、有一些年龄阅历、特别是生活在港台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不像西化的年轻人那样习惯用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来形容或者称呼那些非常富有的人，而是多愿呼其为“陶朱”或者“陶朱公”。究其历史，概是源于东汉着名的«论衡---知实»中，王充形容孔子高徒子贡十分富有的时候，用了“富比陶朱”这样的字句。而太史公在为货殖者作传的时候，写到“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同样也是先写了陶朱，然後才写的子贡，所以此称谓才被後人代代传檄。此“陶朱”(陶朱公)，就是那春秋战国时期给後人留下了太多佳话的智者，范蠡。他因辅佐越王勾践成就大业而出将入相，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权倾朝野;他为助越伐吴，割爱西施献与吴王，荒其朝政，令“美人计”得入史册，现今仍为国际政经中惯用、且效用颇高之手段;而最为後人称道的，也是真正令我佩服的，是他助越王成就霸业後毅然急流勇退，退仕从商後同样建树丰厚，成一代巨贾。功高震主，但不为所累，还使得其後人因其治商积财而蒙荫，真“智者”典范也。而范蠡被称作陶朱公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范蠡功成身退富家之地名为“陶”，其人又名“朱公”，所以有了才有了这样的称呼。
正史野史都记载，越王勾践成就大业的过程中，治兵伐谋确实多仰仗范蠡之才，然其修养生息、兴邦富国之策却非出自范蠡，而是另有其人。後人多知范蠡急流勇退，辞官为商，成一代巨贾，但其经商中却是应用了别人的谋略、智慧和理念，此亦鲜为人知。那麽，这个助越王富国者、范蠡用其谋方成巨贾者，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当时一度与范蠡并列被视为勾践左膀右臂的名臣计然，一位通晓朴素经济学原理的治国奇才。他在商业、金融、经济等方面的观点、言论和理念，为後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遗产，时至今日，仍经典不衰。据记，当年越王勾践被困於会稽之上时，大力启用了范蠡、计然二人为其重臣，当越王表示欲伐吴争霸时，计然向勾践谏强国必先富国的道理，将富国之法定位在国家、农民和商人三赢，并率先提出欲达目的必须由国家来维持价格体系的观点，也就是由国家掌握一定的货物、设官市的策略。在粮价贱的时候，官市就收买粮食、卖牲畜及其他货物;粮价贵的时候，官市就卖粮食，收买田宅牛马，积敛货物，这样既可保持粮价稳定，国家也可得到相当的利息。这是什麽?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朴素唯物主义经济学思想麽?同时，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宣导和实行的宏观调控之原型。
2500年前的中国古人就有了这样的经济学思想，早於西方正统经济学原理的萌芽诞生千年以上，那些动辄就拿现代西方所谓正统经济学原理人云亦云、大放厥词的国人“旅鼠”们，那些出国後就将自己的国家说的一钱不值、失去了被外国人尊敬前提的华裔们，不该汗颜麽?中国政府因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总是受到西方阵营的狂轰滥炸，说我们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说我们国家的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等等等等，引得好些没有脑子的、有特殊需求的、受人利用的国人为之摇旗助威，何其愚蠢。我还是赞同“元婴”的那句话，“首先要确定的是，到底是民主为中国?还是中国为民主?民主只能解决民主可以解决的问题，民主不是万能神丹。”一切的政策都要首先从适合国情的角度出发。民主也好，宏调也罢，都要在适合国情的基础上，掌握好应用的“度”，任何过“度”的行为，都必将受到自然失衡後回馈给我们的惩罚。爆发于美国、延展到欧洲大陆、以致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表像好像是源於劣质的次贷产品泛滥，而根源实质却是过度的民主、监管的缺乏以及更深层次的行业道德沦丧。中国的宏观调控，对应於中国的国情来说，是非常适合而且极其正确的，只不过，同样也不可过度。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堪称朴素经典。根据市上货物流通量的多与少，就可以知道价格是贵是贱，这就是经济学原理中最为朴素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的最早论述。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这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价值观;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买进，这反映的更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真理，阐述的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两千多年前，勾践用计然之策十年得以国富兵强，最终战胜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反观当下，计然之策同样是不变真理，无论你用来对待经济、对待交易还是对待投资投机。计然理论中对天时的讲究是另一令我诧异之处，因为我的交易系统中研判部分的理念核心就是“审势夺时、待时乘势”。趋势方向的判断之後，童谣重要的还有对时间或者时机的把握。计然很注意天时变化的规律，其言论中虽然有些占星术的成分，但他还是企图用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现象，这与我市场自然函数性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虽变化无常，但其中确实有一定的规律，人们只要遵循这些规律做事，就可以成功，即“时断则循”。国家治理经济要这样，投资投机从事交易赢利也是如此。对於市场中一度盛行的分析无用论，我看是因为自己没有正确分析的方法、或者因知易行难不能根据正确分析达到盈利结果、而推卸责任的一种无能表现。思维决定行动，没有判断如何行动?简直无稽之谈。计然在说“阴阳万物，各有纪纲”之後，还说“顺之有德，逆之有殃”，人应该顺从“阴阳万物”的“纪纲”，而避免做违背它的事情，就是所谓“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正确的行为必须要配合以正确的时间，否则在放大的游戏规则下，看对了行情也会损兵折将，甚至灰飞烟灭，可见时间和时机把握的重要性。嘉诚先生说，初始靠勤奋，中间靠智慧，壮大後靠时机，在涉及资本总量和市场的容载度之余，同样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其理念应该就是出自«货殖列传»，因原文就有“无财作力，少有斗智，即饶争时”之说。看来，核心的理念的确是万法归宗的，只要抄得好、悟得到、用得妙，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又何妨?另外，对於他一再论及的“物极必反”，结合交易，绝对不是让我们简单的逆势而为，而是首先要建立一套个性化的估值体系(无论这种体系来自于那种原理，前提是一定要被足够多的事实证明其概率性和有效性)，这样才能知晓何为高低?并在价格进入了有明确安全边界的体系两端时，逆大众思维行动，完成低买高卖。否则，高低贵贱靠拍脑袋来判断，胜算何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说的更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这“知断则备”运用好了，对国家、人民，无不是利在千秋、功在当世。
中山先生说：先知先觉的是发明家，後知後觉的叫理论家，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是不知不觉的。欲为二而非八，«货殖列传»一书，实不可不察。古语有云：开券有益。吾深信之。(成文於2008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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