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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
　　(唐陆希声【阳羡杂咏十九首‧茗坡】)

　　谷雨催秧蚕再眠，采桑女伴罢秋千。前村亦少游人到，牛歇浓阴人饷田。
　　(南宋舒邦佐【春日即事五首】)

　　元巳秦中节，吾君灞上游。鸣銮通禁苑，别馆绕芳洲。鵷鹭千官列，鱼龙百戏浮。桃花春欲尽，谷雨夜来收……
　　(唐崔国辅【奉和圣制上巳祓禊应制】)

　　时近中国农历谷雨，南半球的纽西兰却是初秋，连绵阴雨初晴，终於缓解了南北岛数月来的旱象，清晨金风萧飒入户，令人襟怀一畅。谷雨在古代中国的农耕文化中是一大节气，时值春末，禾苗初播，丰沛的春雨是一年收成的指望。在南方，更是新茶泛绿，春蚕上架的农忙时节。农耕与蚕桑是农业古国的经济命脉，斯民的衣食之源，国家的富强之本，所谓“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至关重要，所以历代帝王、官宦、士子，劝农桑的诗词典章极多，“谷雨”历来是个绝好题目。以上引用的前两首古诗中，陆诗写新茶，舒诗咏蚕季，细细吟哦，缓缓展开，互相映衬，恰似一幅淡墨勾勒的“江南谷雨织耕图”。
　　谷雨时逢阳春三月，三月三又是古时的上巳节，春暖花开，人们到河边“祓除畔浴”，沐浴祈福，《论语》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七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写的就是这种风俗，是孔们弟子文采风流的千古佳话。而崔国辅诗则是奉皇帝之命写就的应制诗，描写皇帝上巳春游灞上，御辇鸣锣开道，百官列队随行，戏曲百乐杂陈的一派热闹繁华。
　　以史为镜，以上三首古诗，向我们展示的是唐宋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的理想境界，因有农夫、士子的劳作勤力，才有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文治武功都臻顶峰的太平盛世，经济和文化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民力国力才能真正得到休养生息，才能真正实现国泰民安，例如史书推崇的“汉唐气象”即是典范。令人心向往之。
　　然而历史走入近代，泱泱中华大国发展的脚步却渐趋迟滞踉跄，面对人不同种，文不同源而又步步进逼的西方文明，上至帝王、官吏、士子，下至黎民百姓，皆束手无策，既没有看清自己的本相——特别是身处的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的优劣所在与根本性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甲午、戊戌、庚子……一幕幕血腥乱世，生民涂炭的惨景，并没有真正换来全民族的醒觉，邓世昌、谭嗣同、李鸿章、光绪……一个个有识之士先後喋血，却依然囿於“忠君、爱国”的原始命题而没有突破。
　　“辛亥”以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学来了西方社会民主制的皮毛，却抛弃了其基督教文化的本源，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鄙薄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无本之木自然先天不足，他们的主张与身体力行自然不能与几千年积淀的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文化对垒，甚至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只能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国学大师钱穆主张：“国民当知国史”，他认为，确知国史才能建立信仰。一国之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对其本国以往的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其对本国历史应执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我们现在是站在历史的至高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都诿卸於古人。他相信，当具备以上诸认识的国民渐多，其国家才有再向前发展的希望。
　　我们身处的纽西兰是个太年轻的国家，不过百多年的历史，纽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无不抱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而我们的祖籍国，我们生於斯长於斯的故土，却背负着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欲以史为镜，自认“知识在水平线以上”者，窃以为必先安心敛神，读懂几本古籍，几本异於我们的教科书的史学着作，方才有说话的资格，不会贻笑大方。身在海外，跳出了“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对比居住国历史、政治、文化，才有可能避免无谓无知的聒噪，为故国振兴略尽绵薄。
　　是为谷雨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