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截至今年9月份，中国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已经由去年年底的814家减少至804家，10家酒店选择放弃星级资质认证，至少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
　　五星级酒店“弃星”潮的出现，主要源于各级政府为控制会议经费支出在政策中出台的“限星”规定——去年9月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
　　其实，中国近年来五星级酒店的激增，并非完全由市场因素所导致，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比如，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市场并无承载五星级酒店的能力，而其之所以会兴建，往往与地方政府“政府定点招待”的配套安排有关，没有类似的变相担保，精明的酒店投资者是不会贸然介入兴建的，甚至部分五星级酒店本身就有地方国资参股在内。
　　尽管目前部分远超当地市场承载能力的五星级酒店，其经营状况日趋不堪，但对此也不可轻视。
　　首先，五星级酒店希望通过“弃星”维持既往的生存模式，反映了酒店经营者的惰性思维。酒店的成功经营，归根结底要依靠市场的支撑，而中国过去数年五星级酒店数量的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的行政超规格接待促成的，现在市场回归常态，必然有一部分五星级酒店要通过转型维持生存，或者直接选择退出。
　　其次，未来控制三公经费的制度会更加健全，五星级酒店通过主动“弃星”迎合政府会议接待的“限星”，一时或者有效，长期来看则无异于幻想。
　　从政府方面来讲，五星级酒店“弃星”迎合政府需求，反映了过去来自政府部门的业务量的确很大。目前，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继续强化包括会议接待在内的三公经费的控制和管理。一方面，务必切实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文山会海能减则减;另一方面，针对五星级酒店“弃星”迎合现象，对会议招待，要从费用上制定标准，从根本上控制会议招待的经费。
　　至于五星级酒店，从发展的角度讲，应该用市场化的思维看问题。之于当下而言，对于市场已呈饱和或当地市场需求难以承载的五星级酒店，“弃星”不如“转型”，切不可抱有以“弃星”应付“限星”之类的侥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