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阎连科将前往捷克出席第14届卡夫卡奖颁奖礼，行前接受记者采访：
「争议」不是获奖理由
记者：在西方媒体对您的描述中「争议性」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有人将您此次获奖归功于作品的「争议性」，甚至称为「政治吶喊」。现在授奖词尚未揭晓，一切都在大家的想像与猜测中，您自己是否设想过获奖的原因?
阎连科：我想一个作家获奖是根据他所有的作品，把卡夫卡奖颁给你，是看你整个大半生作品的创作，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作品。
如果谈到争议的话，我想不能说你阎连科的一切写作都和这个东西没有干系，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获奖是根据整体创作的，每一个读者对阎连科都有一个整体的阅读过程，而争论是写作中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长篇小说，有《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风雅颂》等，这些书是在读者中都有相对的知名度和阅读量。当然也有没能出版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放在所有小说中来看，数量上是很小的一部分。
记者：您2011年所写的《丧家犬的一年》中，透露了家人对您的写作非常担心，他们希望您写安全、轻松、有商业价值的作品，而你现在仍然在继续写让他们担心的书，现在您得奖了，家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阎连科：我想其实我家人对这个奖是非常不熟悉的。我经常说，有一种写作，他永远在写家乡那块土地上的人，那里的人却永远不读他的小说。比如，我们对鲁迅这么崇拜和喜欢，绍兴的人却并不会认真地去阅读他的小说。世界上很多大作家都是如此。
我想，家人对我的担心当然与我们整个写作环境是相一致的。不光是我，很多作家的写作在他的家乡都不会得到阅读，这是一个悖论。
我经常开玩笑说，赵树理一生的写作全是希望他那块土地上的农民、他的亲人能够看他的小说，这是他一生写作的努力，而他所幸运的恰恰是他没有完成这个愿望。当他那块土地上的人全部在看他的小说时，那他就是金庸，就是其他非常庸俗的作家，就不再是赵树理。我想赵树理的幸运恰恰是没有完成这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所写的那块土地，当地人是不需要去阅读的，你写阿Q，他说我家对面就是阿Q，我干吗看你的小说?你说那个女的是祥林嫂，他说我家房东就是祥林嫂，比你那个祥林嫂更祥林嫂。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去关心你写的这些东西，他更关心的是还珠格格和甄嬛传。
至于说家人担心，希望你写另外一种作品，比如你非常早期的写过两、三部电视剧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期播出，那是为了稿费或者其他原因而写作，这可能是家人愿意看的，但是我觉得那些是文学以外的东西，不是好东西。你不会脱离文学轨道，你全部的写作还是为了文学本身。当为了文学本身的时候，必然会让一部分人长久的担心，这也包括你家里的人。
获奖拓宽生存空间
记者：作为「最具争议的作家」，您的作品常常出版受阻，最为严重的是2011年的《四书》被大陆十几家出版社拒绝，只能在港台出版。您曾说，「《四书》不能出版，只因为作者是阎连科，如果这本书是另一个作家写的就不会有问题」。获奖之后，周遭的反应是否透露出改观的迹象?
阎连科：我想对于出版，至少目前看来不会持乐观的态度。但是这次获奖让我清晰地看到，也许给我的生存空间会变得大一点。
比如说，在这之前大家对最新出版的《炸裂志》持有争议，读者所不熟悉的、埋伏的、暗暗要爆炸的某种东西，以及对这部小说和作者本人要爆炸的那些东西，都因为这次获奖熄灭掉了。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生存空间会变得大一点点，但是再出版《四书》?我想是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记者：您之前生存空间较狭窄时，屡次被拒绝出版，会影响到您的写作吗?比如写作时潜意识里会有更强的自我管理或者自我审查?
阎连科：早期，比如《丁庄梦》的写作是受到一些自我管理或者自我审查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后基本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你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可以写15、20部长篇，但无论你讲多少故事，真正适合你写作的好故事不会有多少个。我认为《丁庄梦》是非常适合我写的，但是却被我自己自我管理、自我审查写成了今天这样的，我认为是被唯美或者被审美过分约束的一次写作。无论这部小说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影响，翻译了多少语言，对我个人来说是不那么满意的。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民族是向前走的，无论走得多么慢也是向前的。我们的写作环境是有相当包容性的，绝对不是30年前、35年前的时代。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丁庄梦》的教训，我也到了五十几岁的年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时候。别人对我的管理，我再也不可能有什么顾及，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不管别人管理你，首先是自己不再管理自己了。
所以之后我写的《四书》，包括现在开始写新的长篇小说，都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出版或不出版和我的写作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我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写出来。
记者：您对《丁庄梦》现在这个版本不满意，我知道您最初是想将这个题材写成两部作品，一部非常具想像力的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现在这页就翻过去了，不再写了吗?
阎连科：我最初的计划是想写一部类似田野性调查那种作品，5万字、8万字、10万字，要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以几乎是100%真实度记录下来。再另外写一本更具想像力和文学性的小说，将一种疯狂的东西更加张扬的写出来。但是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出现，使得二者合一了，成为了今天《丁庄梦》这部小说。
写作就是这样的情况，某一阶段你的创作焦点全部关注在某一点，而过一段时期这个创作激情过去了。或者说你有太多需要讲的故事，那些更新鲜的，更值得你讲的故事总在后面等著你。那么那一页掀过去的时候，很难再回到过去了。
《为人民服务》不是偶然
记者：您提到《为人民服务》，这篇小说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让大家都认识了您。另一方面又给您、您的朋友和杂志社带来了大麻烦。
阎连科：我想我和《为人民服务》是这样的关系，必须承认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好，非议也好，最终都是收获，而带来最大影响的是《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歪打正著，还是种种原因造成，写作一定是在长期的积累下最终在某一点上爆发，《为人民服务》不能发表不是偶然产生的，在《为人民服务》之前的十年，1994年你的另外一部小说《夏日落》就不能发表，之后写的《坚硬如水》已经有巨大的争议，更不应该发表，种种原因被包容下来了，《受活》仍然是这种情况，是否公开发表让那些管理文学的人非常为难。我想之所以《受活》最后能出版，是很多批评家朋友为这部小说讲了很多实在是让人肯定的话，最终被留下来了。作品是否发表是这样一步步走下来，《为人民服务》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即使《为人民服务》不爆发，也会到另外一部小说爆发。也不是你非要写一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小说，而是你的创作激情、世界观、文学观、包括你的愤怒之情，所有的积累到了那个时候必然有那个结果。
记者：这个爆发点也是您命运的转折点，您认为这个转折是好是坏呢?
阎连科：表面看好像是很好，给你带来国际影响，也帮你带出去很多翻译作品，但是事实上不是这种情况。最初真正被介绍出去的是《受活》，长篇小说《受活》还没有来得及翻译完成，这期间《为人民服务》出现了，因为《为人民服务》篇幅短，为了市场考虑，大家纷纷丢掉《受活》，而翻译了《为人民服务》。
大家知道《为人民服务》之后我写了《丁庄梦》，我认为《丁庄梦》无论从审美层面、文学层面，等各个层面都是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有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不会为争这部小说那么爽快地在合同上不断修改，答应你的一切条件。上海文艺社也是一个老牌的出版社，它对政治的把握或者对敏感的把握是非常有经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仍是适得其反，《丁庄梦》再次不能出版。
无法说，它给我带来的伤害可能是读者无法想像的。从年龄上算，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没有太多黄金时期，40多岁到50岁是最好的创作阶段，我是恰恰在最好的10年，因为不可公开出版把10年的写作生命丢掉的。这些损失，可能读者不会注意，自己却有深刻体会。之后写的《风雅颂》也没有恢复到最好的创作时期，中间又写了《我与父辈》，一直到《四书》才令我满意，有了一部小说能够和之前的创作接续，又能够重新上一个台阶。丢了这十年时间对我来说远远比丢掉一部书重要的多。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发表困难，这10年里，我想我一定会在《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这些小说的基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走，而不会是下滑，或者说是原地踏步，至少我认为这10年的写作没有往上走。这10年的损失，可能是读者和其他人无法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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