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拍摄过大量「女性题材」，她们的人生都「惨」，但萧红不同的是，她不在乎。这也是最打动许鞍华的地方：义无反顾，从不退缩，也不斤斤计较。
「她自己最惨的时候，她会说这是她的黄金时代。这是所有好作家的本质，普通人不会这样想。她不是歌颂她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是反讽的。」许鞍华告诉记者。
黄金时代是反讽，也是褒扬，在那个时代，有一群义无反顾的人：「无论反抗还是依附，都是认真的，大家都在反抗，还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
这不是绝对真实的传记片
记者：电影中，萧红做出任何选择，都没有交代她的逻辑，她还是难以捉摸。
许鞍华：还真是没试过这样拍戏，挺恐怖的。影片三个小时就是一大堆问题跟感受，而不是有一个看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最靠近真实。包括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动机。主导她的是什么，她为什么这样，不是很清楚。其实我也不知道。
记者：你直接用了很多他们作品里的原文当他们的台词，包括萧红的，它不是口语，说出来显得有点怪。
许鞍华：这是李檣的选择，我同意。一部戏里角色怎么说话是一个选择。要不要让他们说话带口音?我们觉得不要，全部讲普通话，尽量说那些很文的词，自然统一了这个戏的格调是文艺的，但是不文艺腔。李檣说这个戏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表现他们，那就把这个做到底。这其实是个「防备的结构」，不是绝对真实的传记片。
大家都知道萧红的故事很惨，也很感人，但她绝不能不停返回她自己的感情里面，驻足低回。当时他们爱成这样子，十年过去，也许什么都没有了。萧红经过所有沧桑，最后留下来的还是她的作品。
记者：你是在讲那些作品诞生的情景，和一个作家是怎样成就的。
许鞍华：对。她写东西的时候，不会有伟大的意识。我是希望还原到那种状态，她若无其事地写，到最后就变成是有意义的事。
记者：汤唯有哪些戏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许鞍华：她的脸变化是很大的。有一两个镜头，比如拿著行李跟她表哥出来的时候，你感觉她很年轻;在武汉，她也很年轻，但整个感觉是沧桑了。我拍的时候，没有戏是表现她沧桑的，可是她的脸有这个东西在。
记者：你最受欢迎的戏都是家庭、亲情、老人，像《桃姐》、《天水围》和《女人四十》。萧红完全不一样，她是一个脱离家庭的，飘零的女人，你怎样把握这种题材的戏剧性?
许鞍华：老实说，我把握得非常辛苦。
萧红很惨，抱著小孩哭都不能要，可是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也很想试试拍一些不同调子的东西。
「管他呢，大不了就是死掉」
记者：你说萧红和汪恩甲的关系是「非常曖昧和非常文明」，怎么理解?
许鞍华：萧红跟他订婚，要嫁他的时候又逃了。戏里没有交代，但她到了北京，其实还有和他见面。接著她又跟他一块了，逼于无奈又走了。他们其实一直有交往，分了手还是好朋友的那种。她不喜欢这个男的，可是后来又跟他一块住了几个月，你不觉得萧红这个人很古怪吗?后来她又跑了，他走投无路，只能消失，也可能是自杀了。那不算很曖昧吗?
我们说一个故事，很耸人听闻，但当事人其实没觉得什么。文明的感觉是这样：萧红没有说因为汪恩甲走了，就抱怨他，怎么拋弃我了。
记者：对你来说，萧红的魅力在哪儿?
许鞍华：在于她的义无反顾，从来没有退缩，没有现在的人那么斤斤计较。比如说我的事业到这个地方，我就不能牺牲了，我必须保留著。比如说银行里——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还有几个月的生活费啊。
他们这群人都是义无反顾，睡在一张床上，一间房里。像鲁迅这样地位的人，跟他们非常好。我想不出还有谁，这样有名的德高望重的人，会欢迎两个土包子去自己家里吃饭。比如出版书，白朗他们去当了衣服，捐助他们出第一本书。我可以当了衣服，让你吃饭，可是我不能当了衣服来让你出书的。
这一点特别吸引我。我觉得现在没有人这样了，在飢饿贫穷的边缘，还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很丰满的。有点像以前我看的《垮掉的一代》，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就横跨美国，然后一直在路上打工，看世界。那是很自由的感觉——管他呢，大不了就是死掉。
记者：作为创作者，你是否觉得对于创作的人，孤独飘零的生活是必需的?
许鞍华：没有绝对的关系。有些人把自己关在阁楼上，写得很好;有些人一边打麻将，一边写东西，也可以写得很好。萧红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做很好的作家吗?我觉得不一定。
记者：你对萧军是怎么看的，看过他的《延安日记》吗?
许鞍华：《延安日记》好像是电影拍完才出版的。我觉得《延安日记》很好笑，他对自己的厚望是可笑的。他写的时候希望自己是世界级的作家，非常努力。不停有读书计划，像个学生一样，要看苏联、世界的经济史，每天要写多少行诗，到延安去演讲;他跟毛泽东交往，以为毛泽东真的会跟他谈心。他还早晨跑到河边唱歌，希望把自己练成一个男高音。这种雄心是比天还高的。他觉得丁玲也喜欢他，觉得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
可他绝对是一条汉子，说他是右派，他就扛著，也不道歉，最后不是弄得很惨吗?可是他觉得他是对的。所谓正反两面都是很鲜明的，我觉得他像萧红一样，都是坚持自己选择的人。不过他那种大男人主义太好笑了。他的性格比较好掌握，比较好拍。
「大家都在反抗，还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
记者：在香港知道萧红的人多吗?
许鞍华：也许知识分子都认识，普通人不认识，可能比这里少。
记者：香港的知识分子怎样评价她?
许鞍华：特别喜欢。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教授、萧红专家，叫小思。她现在退休了，其实在香港，有什么关于萧红的事，我们都是问她的。我也给她看过剧本，看一看有没有问题。只有一场，端木跑去电话亭打电话，她说香港1941年没有电话亭。
以前念文学的同学，有几个是萧红的铁桿粉丝。他们说她是他们认识的最好的女作家。因为她的作品像诗，最纯的文艺作品，她的高度肯定比张爱玲要高，她回归到中国文学传统里面讲人民、大地的那种。她的创作过程很短，但是你看得出来她尝试的幅度很大。
比如说从《生死场》到《马伯乐》是两回事。《马伯乐》讲的那段是非常写实的，上海沦陷前后，居然是个讽刺喜剧。然后突然又回到《呼兰河传》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她都是很高的。他们完全把她当成一个大师，对我很有影响。
记者：《黄金时代》片名出自萧红自己的文章，你怎样理解她所谓的黄金时代?
许鞍华：她自己最惨的时候，她会说这是她的黄金时代。这是所有好作家的本质，就是能同时看到两个现实——她现在有钱有什么，可是没有爱情;她觉得很惨的时候，原来这已经是她的黄金时代了。普通人是不会这样想的。她不是歌颂她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是反讽的。
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比现在理想。很开放，尤其是一些创作者群体，有点然，他们各种关系，尤其是男女关系，离家出走、同居不结婚……可能是她有两个男的朋友，跟一个有性行为，跟另外一个没有，这两个男人都喜欢她，可是他们三个还是好朋友。有一种冒险、实验和好意。
他们对传统的那些东西，是在疑问跟反抗，可是同时也有一种基本的忠诚——对国家尤其是对家庭，对师长。对自己的传统，无论是反抗或者依附都是比较真心跟认真的。开放跟传统都悬在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上。大家都在反抗，还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可是现在呢?大家的表面和里头都太轻松了，可是老是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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