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成都，似乎不去杜甫草堂是没有道理的事。虽也去过好多次，但说得上对杜甫的瞭解和理解，还真是不多。读作家叶梓的《流浪的诗圣》，这一层感触更为深刻，说到底，我们是没有读懂杜甫的。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是盛唐，但其命运却是曲折的。他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諫，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算是个闲差事。时值安史之乱，他的生活因为敢言被打乱，从华州去秦州、同谷，再去成都，一路奔波，连生机几无著落。这大概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使然，却因为少了一位政治家，我们多了一位诗人。这是幸，还是不幸，真不大好说。杜甫所践行的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所以他要抗争，儘管他离(长安)主流文化远了，但其诗歌的纯粹性却加强了。这就预示著杜甫的命运多桀，在他的诗里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书写，则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唐帝国。
　　叶梓对杜甫的书写，侧重于流亡的一段，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或者说，杜甫从此才读懂时代。他在诗歌里记录下发生的种种故事，比如“三吏”、“三别”，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杜甫的不幸有性格的一部分，也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倘若他圆滑一点，精通官场里的“潜规则”，又将怎样?可作为诗人的杜甫更愿意把身段放低，不去写诗歌里的浪漫(像李白那样)，而书写社会中的种种现象。不过，要将此归结为他的人文理想情怀，似乎是过于夸大了。杜甫所写的诗，是对当时生活场景的书写，正是通过这样的书写来排遣心中的鬱闷，诗歌更像是一种心理疗法。
　　从杜甫的命运看，他的仕途是越走越窄，但其诗歌的内容却宽泛了起来，这是他从生活和诗歌里找到了更多的契合点——正如诗与茶的关系，微妙中见精神。虽然后世尊他为“诗圣”，但这是跟他无关的称谓。对杜甫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才能享受，这皆因安静的生活难得之故。
　　在传统史家眼里的杜甫是让人敬仰的人，他对诗歌的态度也是虔诚的。可这就把杜甫跟普通大众的距离拉远了。叶梓所写的杜甫，则是带有体温的诗人，他的性情，他的生活都是可触摸的，而非是高高在上，这无损他诗歌里的精神。“我更愿意放弃宏大的抒情，摒弃对他艺术风格、写作技艺的研究，试图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他的贫穷、疾病、无休止的辗转流亡。”(叶梓语)这才是生活中的杜甫，他的哀愁、他的悲伤所匯成的诗歌，在今天读来，依然让人震撼，而这并非是因他在诗中形象的高大，而是让我们在诗歌里感受他的喜怒哀乐，这才是让人愿意看到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