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造谣、传谣以及诬陷、损害他人名誉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不能运动式执法、宣传式执法、报復性执法、杀鸡儆猴或者杀一儆百式执法，更不能选择性执法。
就拿秦火火案子来说，犯罪事实确凿，被告人也认罪，看似不但有法可依且有法必依了，但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这位上了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各大媒体，知名度直逼出轨娱乐明星文章的网络大谣，就会发现大有文章：他对体制内认可的三位名人的造谣、传谣与污蔑让他站上被告席，那么，网络上充斥的一些比他更邪恶的造谣生事者又该当何罪?
蜻蜓点水、有选择性的执法要不得，这不但有违法治精神，而且会严重损害政府与政法部门的公信力，有网友在秦火火被捕后继续製造“谣言”：秦火火是因为得罪了特殊人物而被惩罚，他损害的都是体制内知名度较高的名人，他要是损害普通人就不会有事了，当局是为了“杀一儆百”，打一下“大V”和网络推手的嚣张气焰……难道真像秦火火所说，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
其次，秦火火的造谣、传谣案件涉及言论自由，牵涉到个人、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的公信力，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秦火火个人层面。毕竟，一位借助半公半私的微信平台的秦火火无论再怎么闹腾，顶多损害几位名人大腕，一旦名人借助体制之力开始反击，再火的秦火火也只能坐以待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痛哭流涕地感激抓他的人给他道歉的机会……
但我们那些比博客平台享有更大的发声空间，甚至堂而皇之地佔据了纳税人钱财供养的主流媒体，是否应该为反覆出现在上面的虚假信息甚至有意误导和掩盖事实真相的谎言承担法律责任?对受害者说一声对不起?
我并不喜欢老扯出《人民日报》曾经造谣说“亩产万斤粮”的旧事，更不愿指出那种“官谣”曾经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活活饿死，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还依然存在于各大电视台、报纸和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例如，兰州自来水现异味早已有之，当地相关部门曾经大抓“造谣者”“传谣者”，而这次查处兰州自来水苯超标后，谁来追究曾经上到各大媒体上的“闢谣”本身是否谣言?
个人的公信力同媒体的公信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可分割，如果政府发佈的消息能够让人信服，各大官方掌控的媒体都不刊登虚假的、有误导性的信息，一些心怀鬼胎的“网络推手”如秦火火就很难得逞。
秦火火在诬陷以上三人的时候，这三人亲自或者透过代理都在远比秦火火依仗的微博更为权威更为重要的媒体平台“闢谣”，可大家反而不愿意相信他们而相信谣言，为什么?其中同他们本人的诚信可能有点关系，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普通民众眼里，中国的媒体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有多少“谣言”不是都被证实比媒体的报道更靠谱?
怎么失去的?我发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那就是管理机构不但对民间舆论进行打压，更离谱的是对官方认可的媒体管制得更严，弄得这不能登那不能发，最后让几千份纸媒的传播与引导舆论功能丧失殆尽，形同虚设。这些整天发佈禁令不许报道这个不得评论那个的管制机构，正是使谣言听上去比官媒宣传的不合时宜的“宇宙真理”更真实的罪魁祸首。
我们不妨看看过去发生的一些群体事件，就不难发现，每个事件中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混乱局面与信息不畅通来製造、传播谣言，但民众就是愿意相信，反而不愿意相信官方的闢谣。这次广东茂名PX事件就存在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大量官媒发佈了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信息，“媒体公关”可谓做得不错，但大多民众只当他们放屁，结果他们的发言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点火上浇油的味道。政府养了那么多官媒，却被自己管坏了，真可谓“管兵千日，无法用于一时”，实在可悲。
实事求是地说，现阶段的中国，适当规范媒体言论，进行有效管理，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但採取居高临下，一声令下管死的办法，让大量主流媒体动輒得咎，效果是适得其反：当还听你管的媒体每天都收到几十甚至上百个封口令，只能报道风花雪月和娱乐明星偷情偷人时，众声喧哗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互联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谣言”的温床。习总说创新政府管理机制、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这方面入手改进媒体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秦火火个人造谣与大众媒体的公信力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局既要手握法律这个武器打击谣言保护公民隐私维护社会稳定，更要手握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宪法赋予媒体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当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数不需要通过外国使馆的告示牌就能知道，当我们的自来水不是从民众闻到异味政府才来应对，当我们的公务员与将军都能一步一步公佈财产，当一些长期习惯性地刊登虚假消息糊弄民众的官媒主动对大众说一声对不起，当政法机关能够严格依法办事，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地打击造谣、传谣者时，谣言製造与传播者才会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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