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玨鑫一篇文章介绍：1974年，著名诗人郭小川下放到河南辉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侯玨鑫当时是辉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几乎天天与郭小川打交道。他发现郭小川待人接物明显分等次。对于老朋友非常热情，拉著手谈起来没完没了。对于陌生人、不信任的人，他极其冷淡，甚至爱理不理。郭小川这样解释：“前些年人家搞我的专案，有些事情被弄得似是而非，我为此没少尝苦头。所以我学乖了，没有深交的人，三个人以下不开口，三个人以上才说话。”后来，写《金光大道》的浩然也来到辉县，郭小川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一连三天不出门，迴避与之见面，连饭厅也不去。
郭小川对陌生人、不信任的人的警惕与其个人经历相关。郭小川33岁的时候，就是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政治气候的反覆无常，因为小人的告密，他被批判、斗争，官自然没有了，最初是去《人民日报》做普通记者，后来，连这普通记者都做不成了，只能去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再后来则是去河南辉县、林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历了这么多人为的坎坷，郭小川不想“学乖”都难。
郭小川的“学乖”更折射了当时政治的非理性。在一个法治社会，官员失去职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辞职;一是制度性的去职，比如政府更换人选，比如被民意机构罢免，比如因年龄原则退休，不太可能因为别人的诬告而被解除职务。原因很简单：法治社会看重的是“循章”，你说某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必须被撤掉，就得有依据，然后衡之以政策或法律条文，看他是不是到了必须被撤职或罢免的程度，否则，这样的解职就是非法的。而在对郭小川的处理中，某些上位者根本不管有不有政策与法律依据，听从少数人的诬告就轻率地作了决定。
其实，在“反右”、“文革”中，像郭小川这样遭受冤屈的人不知凡几。
眼睛被迫时刻圆睁，是因为心灵曾经受难，要让我们的眼睛不再那么神经兮兮，社会就必须拥有光明正大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是一切从民意出发，彻底服从理性，捨弃鬼鬼祟祟，拒斥胡作非为。在这样的政治下，公民的言论自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证，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待人接物可以率性而为。
光明正大的政治才是真正的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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