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两落的孟学农是中国官员复出的绝佳典范
官员复出的绝佳典范
在官员被免又复出这个领域，孟学农是绝对的大牛级人物。2003年4月20日，就在卫生部因非典疫情召开发布会的现场，会场上的电视屏幕上，打出了滚动字幕：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他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被问责的方式之一)北京市市长，任期共93天。
不管被处分的原因是瞒报非典疫情，还是控制疫情不力，这位所谓“政治新星”，在刚刚要大展身手的时候即遭遇免职。然而，“无官一身轻”的状态，仅仅维持了5个月。2003年9月，孟即被媒体发现低调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就在人们认为孟学农只能在被打入冷宫的位置上孤独终老之时，他却出人意料地“东山再起”。2007年8月，十七大前，孟学农离京赴晋出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年9月接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并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2008年1月，孟学农正式当选为山西省省长。有意思的是，孟学农的前任、比他早两年担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在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结束后，于2011年底，低调回到孟学农呆过的位置上——南水北调办副主任。
孟学农形容自己是怀著“敬仰、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来到山西的，是有著“戴罪立功”的心绪的。然而，就在其履新一年不到的时间，2008年9月，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责任事故，共造成277人死亡，不可谓不骇人听闻。在事故发生3天后，孟学农再次做检讨：“我作为一省之长、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向遇难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出深刻的检讨。”
2008年9月14日，孟学农引咎辞职。出乎意料的是，孟学农依然可以再次复出：2010年1月24日，在新华社有关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的报道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主持会议”。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再大的突发责任事故，可能也大不过山西襄汾发生的尾矿库溃坝;影响力再大的突发事件，可能也大不过03年的非典。但即使是这样的两起事故(事件)，同一个人被政府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依然可以驰骋中国官场，我们就可以想像，因其他事故被免职的官员复出的难度。
数据恰好可以证实这一点。据《新京报》梳理，自2008年以来，共发生引起舆论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达52起，造成85名官员被免。看起来，有29人起复，占比34.12%，还不到一半，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中国官场的特殊规则，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
之所以被免官员可以频繁复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党内培养一个干部，确实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当这个干部犯错时，如果这个错误对党内而言不算什么(有情妇、有贪腐问题则被认为污染了队伍纯洁性)，那么复出自然不在话下;其二，一些被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是顶雷的。被问责时，有可能被允诺了一定的政治回报，其中就包括未来复出和陞迁。不让复出，就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最基本的规则。
官员被处分有很多种形式，其中被媒体提及最多的是“免职”。但“免职”实际上是个中性词。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的处分类别中，都没有“免职”。对“免职”作出规定的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该规定提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实际上就暗含了可操作的空间：如果是“闪电复出”，比如两三个月就起复，那么只要比原职务低一点，就合规;如果一年后起复，即便高于原职务，也符合要求。
例如，于地震哀悼日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的原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免职半年后起复，任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在遭到质疑后，当地政府即回应“邵立勇原职务是滨州市工商局局长，半年后起复的职务为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为降职使用，符合规定。”
官员复出后的三种主要流向
摇身一变成国企领导
2013年6月3日，吉林长春德惠市的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共造成121死76伤。官方7月6日通报，德惠市市长刘长春被撤职、撤销党内职务。然而，查询长春市国资委官网可以发现，今年6月4日，刘长春被任命为长春公交集团党委书记。
2010年，上海胶州路大火致58人死亡。上海静安区副区长徐孙庆被免。但免职半年后，徐孙庆即起任上海市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当年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副市长张发旺，已于2012年12月被委任为中国制药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在已经披露的被免职后又复出的29名官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官员，复出的职位始于国企的领导岗位。
转战行业协会
今年7月18日，河北新闻网称，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河北省机械行业协会会长冀纯堂出席会议。而冀纯堂，曾任石家庄市市长。2008年，石家庄发生“三鹿毒奶粉事件”，事后冀纯堂被免去市长职务、全国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
去职官员任职行业协会，最早可以往前追溯到2007至2008年的“华南虎照”事件。当时著名的“挺虎派”代表、陕西省林业厅原副厅长朱巨龙被免职。但在2013年12月31日，陕西省政府任命朱巨龙为陕西经济联合会副会长。
谁也搞不清中国为数众多的行业协会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往往都有很强的政府背景。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在已经披露的被免职后又复出的29名官员中，有6位官员复出的职位始于行业协会。
变边远地区官员
张仁良是上海静安区前副书记、区长。上海大火事故发生6个月后——2011年6月，张仁良被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但2011年12月，张仁良就出现在新疆喀什一个工地现场。他的职务是“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这说明张仁良于半年之后复出了。
2009年3月20日，监察部网站公告称，“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其中对被处记大过的鲍俊凯的职务描述是“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而在此前的2008年12月26日，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公布了鲍俊凯的新职务“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8年致277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跟“三鹿奶粉”一样引发官场震荡：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均被免职。1年后，张建民走上青海省副省长岗位，任职至今。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在已经披露的被免职后又复出的29名官员中，有8位官员复出的职位从部委变成了地方、从重要省份变成了边远地区。
目前官员被免职后又复出的基本路径是：出事——问责——冷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了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官员复出的信息，都是被媒体误打误撞地发现，比如在某篇新闻稿中发现了某人的新职务。
这种低调性，是刻意保持的，而且已经逐渐演变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在对待处理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时的一种常见形式和普遍共识。而不管是从政府官员变成国企领导，还是转战行业协会，抑或去地方、边远地区任职，都能维持这种低调性。
著名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给许多孩子和家庭带来灾难，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然而6年过去了，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却已悉数复出，显然这样的消息让人无法接受。
一方面官员的复出有其必然性(上文已介绍过原因)，另一方面又不想被监督，所以只能悄无声息地暗箱操作。
以目前的环境来看，问题官员一旦出事就不能复出，显然不太现实。但无底线、无原则的复出，不公开、不透明的复出，让人十分怀疑当初责问的必要性和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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