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末，近初中毕业的我还没到16岁，一心只想读书，却被校领导从课堂叫出来，命令我提前毕业马上离校，办理担任南县华阁联校子午港完全小学的教师手续。
　　我因小学就爱好写诗写文在报刊发表，又嗓优能唱，还常同成人外出画大型墙壁画，选派我教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的美术和音乐。没料到，农村小学里一些失学大孩子，为躲避人民公社的劳动，又返校唸书。六年级学生，大我七岁，或三、四岁，坐最前面的也与我一般大。
　　初上课，我紧张得害怕，下课后衬衣汗得透湿，回到房间扑在床上就忍耐不住痛哭，因我还是一个孩子，无奈得好像在被别人欺侮。
　　隔著芦苇裹草糊泥做成墙壁的邻居，是名大我五岁的女老师，也只20岁刚出头。我的哭声惊动了她。她可称成人了，连忙过来安慰我，说出许多她心中的委屈，告诉我怎样坚强。之后，她把我当弟弟一样关心照顾，放学后，常邀我同女老师一伴出去散步，像种母爱让我感到温暖。背地里，我叫她春姐。
　　春姐的家在县城，她父亲已去世，母亲带著她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家中艰难生活。晚上没集体活动，春姐便邀我去她家做客。春姐的母亲，把我当成乾儿子对待，总是做鸡蛋油面给我消夜，或农村孩子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然后陪我拉家常。我那时穷得不敢正眼看城里人，春姐之母平易近人，让我感到遇上好人，同频段。
　　1961年寒假，我照常趁闲去看乾娘。闲扯时，她老人家告知国家按人口配发的定量粮册遗失，求两位春姐的亲舅舅帮助，没给分文。会计提前发放二月份工资让教员好回家过大年，我的月薪是16元人民币。晚上，县教育局招待教员看黑白电影《生死牌》﹐我和春姐坐在一起，电影结束时﹔我将工资袋原封未动塞给她，要她给家里买些黑市粮渡渡难关。虽然那时我母亲也在家里等著﹐但公社给农民配了口粮，过年队上会分蔬菜，过得去。我硬要春姐拿著。她留我去她家住一宿，第二天好送我上车回家，我没答应。
　　春姐不知道，我身上已无分文购票坐车。散电影已是晚上11点，离家将近70里路程，我乾脆迈著兴奋步子，走到东方发白回到了华阁我家。
　　那几年，每开学，我都记著给她家的弟妹们每人一、二元钱上学。五年后，我受迫害当了农民。春姐嫁给县委领导的一名秘书后，回县城改了行。我在农村成了家，每年春节同妻子去给春姐母亲拜年，一直维持著姐弟情分。
　　纠错后，我又回到教育岗位，由于表现优秀，政府解决了我全家人的「农转非」，妻子和小孩还有我母亲都变成了城市户口。「农转非」后，家里分种的田土被上交，妻子有力无处使，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两儿两女和母亲，一家七口人就靠我每月仅有的41元养家餬口，与当年春姐家半年没有粮食同样艰难。
　　我报告县教育局﹐要求给妻子招工，年年被推诿。我不懂贿赂，不知领导解决一人的招工是要捞好处。春姐的丈夫那时也是一家分管城镇企业的局长，年年招工无数。我向春姐求助三年，年年年前或是春节，妻子与我带著自认为好的礼品去她华丽的家拜年，哪知他们已经变了频段，对我不屑一顾，推说招工计划没下来﹐便打发我们退出她家。
　　世道变了，果真变的是世道吗?妖魔鬼怪是人造出来的，奉上欺下是人做出来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全是人在各行其道啊!
　　被逼求生，我跑到益阳市求职才解决了妻子招工。人往高处走，蕾在好时开。不出几年，我在社会上也有了春姐丈夫的地位，彼此同了频段。
　　后来我迁长沙，快30年没看望春姐了。在这世道中，我也变得摇来晃去，自我渐渐感觉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