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这个新秩序里，文学写作首先要获得“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能够生存，那文学还能有创造性吗?
　　如果文学写作的意义必须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能有效，那文学写作还能有对现实的怀疑吗?
　　如果文学变化的走向不能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就只能止步不前，那还有文学的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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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翟永明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有很多感想，其中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还能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
　　回顾历史，几乎每个时代都曾经呼唤伟大的作品出现，而且，不论围绕有关经典化的问题在过去和今天都发生过多少争论，实际上，每一个世纪初，或者世纪末，总会有一些被公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意外地从人们的视线中升起，就像从海涛里涌出几座高山。那么21世纪呢?
　　这个世纪还会有文学的高峰凭空涌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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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不过才过了十五年，还刚刚开始。
　　可是如果一定要给21世纪找一个文化的象征物，它是什么?
　　我想，那只能是手机。
　　能够和当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还能够严重影响文化品行和变迁方向的东西太多了，随便选其中一个，其实都具备成为今天文化象征物的资格，比如电视，比如超市。可是，只有手机——这个二十年前还是个蠢头蠢脑的“大哥大”，至今也不过是一个手可盈握的小盒子——今天突然获得了一个神奇的身份：这小物件竟然有如一个万人迷的宠物，成为人人须臾不能离的有用的宝贝。可实际上，它还有另一个隐秘的身份：这小东西原来是文化领域中纵横捭阖的一位霸主。我们简直可以相信，是上帝和魔鬼一起住进了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并且强迫我们和他们一起，重新定义并且也同时演义什么是人，什么是生活。
　　在今天，我们生活里还有什么层面和维度没有被手机改变、改造，甚至被颠覆以后再重塑?
　　几乎看不到，哪怕是生活里最偏僻、最阴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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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们问：从手机掀起的这些改造运动中，有没有一个结果，对当代文化的影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我以为有，不过很容易被人忽略。
　　那就是对文化和大众关系的改造。
　　说起大众和文化，这是个老问题，相关的分析、讨论、研究太多了。可是历史上那些研究者，如果看到手机给今天带来的新文化，还有与之相关的新的大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一定个个都会惊讶得不知所措，而且绝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所熟悉的“大众”，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手机只用了一眨眼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让大众所以获得意义的小众。不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小众，以“自我”和“孤独”做标记的诗人也好，自认为是尼采弟子的文化精英也好，一直沉溺在先锋迷梦里的艺术家们也好，或者从“文革”和改革的历史中艰难生长起来的“文青”们也好，都忽然发现，所有这些立场、身份和名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别，在手机面前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手机所创造的文化里，只承认大多数：什么样的内容能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什么样的情调能让大多数人认同?什么样的声音和颜色能在大多数人中流行?什么样的怪异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感官?等等等等。总之，手机文化不但在实际上以“大多数”代替了大众，而且创造了“文化大多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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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手机的文化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任何文化的意义，只有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有意义。当年安迪·沃霍尔做过一套享誉世界的装置，其中有个牌子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一切都好看(Allis pretty)。”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招牌名言。
　　他这么说不奇怪，因为在他眼中，艺术品和商品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美学区别。但是今天再回顾这句名言，我们会发现，正是在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手机时代，沃霍尔的主张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只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好看”才可以是美的，或者，本来就都是美的。如果说，当年的很多西方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家，在“一切都好看”这个说法里，曾经看到了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的诉求，认为那是走向文化民主化的一个必须的路向，那么，手机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讽刺。事实是，文化的民主化倒是大大向前推进了，但其结果，是“文化大多数”所建立起的文化统治。
　　这里不仅没有大众，也没有群众，没有人民，只有大多数。
　　这是一个新的文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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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如果在这个新秩序里，文学写作首先要获得“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能够生存，那文学还能有创造性吗?
　　如果文学写作的意义必须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才能有效，那文学写作还能有对现实的怀疑吗?
　　如果文学变化的走向不能得到“文化大多数”的认可就只能止步不前，那还有文学的发展吗?
　　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可以不断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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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也无数次自己向自己追问这些问题。
　　不过，无论问过多少次，我给自己的答案只有一个：文化大多数是可疑的，至少对发展文学是可疑的，如果涉及是否有利于出现优秀或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更可疑。
　　也许，手机所代表的大多数，是这个时代所必需的。如果网站不重视点击数，如果手机商不在意销量，如果大V们不计算粉丝数量，如果一个帖子不追求转载量，更不必说，如果马云不为他的阿里巴巴谋求客户的增长，那就根本不会有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占有和征服大多数，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绝不可能停止也一分钟都不会停止的战争，一旦停止，就意味着全线败溃。
　　当然，如此拚命渴求数量，把占有大多数认作最高目的，这在过去时代也有过，例如在资本最年轻最得意的年代，占有大多数的冲动也曾经十分强烈。不过，无论其目的，还是规模，完全不能和今天相比。在今天，手机时代对大多数的追求和创造是没有边际的，绝对的，一律的，几乎有着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这种形而上学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恐怕谁也说不清。
　　然而，当这个大多数漫过经济的堤坝，成为“文化大多数”的时候，它肯定是可疑的，不祥多于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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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翟永明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让我更坚信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投合文化大多数的趣味，会出现这样充满创意的作品吗?
　　如果逢迎文化大多数的愿望，会出现这样抱负高远的作品吗?
　　如果信任文化大多数的常识，会出现这样心境阔大的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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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由此想，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少数。
　　不是反对手机时代的文化大多数，反对也没用。
　　但是必须有一个和它对立的少数。
　　如果现在还没有这个少数，那就应该立即着手建立这个少数。
　　让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在这少数里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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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期待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这样的作品也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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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不必峰峦罗列，但是几座突兀的高峰绝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