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徐明的魔幻现实主义死亡，引出的还是老话题：变态、扭曲的政商关系之下，商人如何自处。
　　徐明代表了一种路径，即以商人之身，主动、积极介入政治，企望化政治于掌心，用权力加持生意。这一路的先驱与集大成者，当数吕不韦。然而纵观古今，历历来时路上，铺满了用鲜血与死亡编织的悲剧;从吕不韦，经胡雪岩，到徐明，无不黯然弃世，甚至难得善终。
　　与此相对，有人主张，商人应该远离政治、绝缘政治。譬如被中国企业家奉若神明的“企业家教父”柳传志。2013年6月，他与一些商人座谈，有感于当时的形势，提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再如被代言的李嘉诚。当他从中国撤资，有人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有人则为他辩护。所谓“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与柳传志所言“在商言商”“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本质上如出一辙，尽管前者听起来更堂皇。
　　李嘉诚处理政商关系，可谓“霸王道杂之”，该抗争便抗争，该妥协便妥协。从中国撤资，可视为一种被动的抗争;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喊杀之声，他的公开回应，则属妥协。纵使被誉为“超人”，他并不超脱，必须与政治周旋，推杯换盏，曲意逢迎。他充分享受了威权的红利，同时为之而惊惧。不妨说，他的回应，不是向公众回应，而是向权力者回应。
　　我愿以最大的善意，理解柳传志们的言行。然而必须指出，他们的故作姿态，未必能取得预期效果。从这两年的进程来看，政商关系以及经济状况，并不因商人的缄默、退守与自我审查，而有丝毫改善。其实不难想见，鸵鸟策略能改变什么呢，把头埋进翅膀，沉迷于虚幻的安全感，实则外界早已天昏地暗，暴风骤雨近在身前。
　　由此构成了商人与商业的最大困境：介入政治，有风险，绝缘政治，则不可能;关心政治，政治会反咬一口，不问政治，政治则紧追不舍。两难之下，商人该何去何从?
　　这么说，并非强迫商人去关心政治，只是提醒，倘不关心政治，可能导致什么后果。最近一个案例，便是“相信你这个企业只要自己没有犯错误，没有乱来，政府不会整你”的郭广昌。他的遭遇，犹如一把残酷的冰刀，割开了“在商言商”的脆弱画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