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所谓的子女和配偶都在国外的裸官现象，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中国现在处于半开放的状况，尽管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骨子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无论哪个国家的精英，都会倾向于把子女送到发达国家受教育。在现阶段的中国，无论讲财力还是社会地位，官员属于当然的精英。而且对于他们而言，半开放的国门，开的会更大一点。即使没有腐败问题，官员和家人出国的自由度，都要远远超过一般人。
无论有多少规定，多少限制都没有用。毕竟，尺度是由具体负责的人掌握的。而且国家事实上也不可能制定一个法律，不许人们送子女出国接受教育。无论社会舆论压力有多大，即使不讲情面，政府也很难禁止官员把子女出国。除非国家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财产审核机构，逐一审查官员财产的来源合法与否。显然，在官员财产形式上公开都难以做到的今天，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既然无法控制官员把子女送出国接受教育，事实上也无法限制官员的家人利用各种途径出国，在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任职(有特别多的出国甚至派驻国外的机会)。那么，裸官现象就遏制不了。虽说，也许不是所有的裸官，都存心要外逃，但只要成了裸官，国内但凡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走的概率就比较大。一旦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事先的财产准备是必须的。尽管外逃官员的子女，也有在国外混得比较好的，但他们中的多数，在国外的生活，还是靠国内的准备。对于官员而言，这些钱，无论是否涉嫌贪腐，但都跟他们的职务有关。
其实，也有相反的情况。一些把子女送出国留学的官员，子女学成(有的只是混了个文凭，或者买个野鸡大学的文凭)也能回来。由于父母的庇护，这些特别的海归，回国无论进入官场还是大型国企，都混得不错，晋陞速度很快。即便有些人的晋陞跟自己的努力有关，但谁也无法否认他们父母背后的作用。同样掀动社会舆论的官二代接班问题，其中不少，都是官员的海归子女惹出来的事儿。官二代接班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公愤，一点不比裸官和外逃官员小。
事实上，在现行制度下面，是没有可能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来遏制裸官现象和官员外逃的。用人来看住人，那么看人的人自己谁来看呢?即使控制了所有官员的护照，我们能做到不让官员出国吗?有可能把所有官员的第二本、第三本护照都查出来吗?我倒相信，在这个问题是，执政党和政府属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我不大相信，这些外逃的官员和家人，都非常喜欢西方，喜欢他们所去的国家，尽管他们信任所选择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外逃官员和家人最多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然环境不错，空气很好，但就生活而言，远不如这些人在国内过的舒服和热闹。更要紧的是，一旦选择了外逃，就意味著官员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结，人前显赫的日子，就此告终。他们多数人根本没有可能在国外就业和创业，开始新的事业。
绝大多数人，事实上等于隐居，在财产上，只能坐吃山空。如果子女已经习惯了紈裤子弟的生活，那么，即使在国内刮的钱再多，也未必能够支撑他们肆意挥霍的。
所以，官员外逃，跟商人、演员以及其他精英移民一样，对多数人而言，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几乎多数逃出去的精英，到了国外之后，都没有国内过的光鲜。精英外逃，有对环境生态的不满，有对教育的不满，也有对社会环境的不满。但更多的，则是对中国法律和政治生态的担忧。官员，其实也是一样。
我也不大相信，做裸官和外逃的官员，在道德和人品上，一定比不裸和不逃的官员更差，贪腐程度一定更高。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具有比较能干的人。如果官员能够像新加坡和香港的官员一样，可以不贪腐，就过的很舒服，我相信多数人未必会捲入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陷阱。如果反腐败能够依法进行，贪腐得多的人一定会被抓出来，不怎么贪腐的人多半没事，存在大体上的公平，我相信，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一定要选择逃亡。所以，对于裸官进行道德讨伐，意义不大，最关键的，是制度的检讨。
现在中国的官场，权力很大，尤其是一把手权力就更大，在很多方面，接近皇帝。这么大的权力，又每每跟市场发生联系，过手大量的金钱和利益，没法让人不动心。体制内权力缺乏制衡，贪腐的预先防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反贪机构都不管这样的事。人大的监督，长期没有起色，各级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官员，谁乐意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呢?而媒体的监督，前些年，至少异地监督还有点影子，这些年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也几乎等于零了。腐败本身，在官场上，就是一个巨大而充满不可抗拒诱惑的陷阱。而出了事之后，反腐机构的反腐，又严重背离法制。
这些年，纪检和反贪部门的负责人利用权力腐败的事件，时有所闻。在某些人看来，反腐败的操作，每每跟权力斗争有关，落马的人，都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准确，我们无从判断，但落马官员的偶然性，的确很大。如果没有这样的偶然性，就不会存在这样庞大数量的外逃官员了。也就是说，即使掉入贪腐的陷阱，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可以从陷阱里全身而退的。所以，至少对于某些人而言，在中国做官，已经成为一种风险投资。如果被抓了，就是掉入了风险的陷阱里，没抓住，就赚到了。逃到国外做寓公，只是一种选择。留在国内不走的，也社会观感也未必会好。
在这个意义上，要想减少裸官现象，遏制官员外逃，只能从改善制度和法律环境入手。至少，得让那些目前还比较规矩的官员，有安稳感。在制度上，鼓励官员向善。其一，釜底抽薪，大力度削减官场的权力，尤其得削掉官场对市场的干预审批权。其二，引入体制外的监督，让媒体和社会监督，在事实上成为可能。其三，反腐败必须遵循法律，不能让反腐机构变成明代的东西厂和锦衣卫。如果这三点都做到了，事实上就没多少人乐意做裸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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