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生活成本很高，这不仅因为管理部门在社会管理上掌握了太多的权力，职能部门之间存在“壁垒”、缺乏协调，更因为很多“门槛”设置得并无必要。
　　最近我才知道，一个人要想证明自己没犯过罪，是很难的。因为辞职再度引发舆论关注的广州明星检察官杨斌，就在转行做律师过程中遭遇了“办证难”。据称，做律师须出具14周岁以来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但派出所称只能开具户口迁来以后的证明，之前的要找当时的户籍地派出所。而从14周岁至今，杨斌的户籍在湘潭、重庆、广州等地转了5次。
　　这样的遭遇让人抓狂，却又显得那么合乎规矩。虽然检察官的政审门槛要高于律师，但检察官转行律师照样需要证明你的清白;虽然公安内网上一查便可获知申请人有无犯罪记录，但派出所只负责辖区内居民的证明;虽然实践中律协可批量将律师名单统一交给公安查询，但个人在办理时则“此路不通”。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却让人感到无穷的麻烦与无奈，而这一切都是在严格执法的形式下造成的。难怪杨斌感叹，“办了一天的证，感慨体制无处不在”。
　　这是一个刚刚脱离体制的人发出的感叹，也是一些体制内的人之所以选择留在体制内的原因。其实，杨斌所谓的“体制”并不能代表整个体制，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是体制中的一种弊病。正是这些弊病抽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抽空了执法为民、执法便民的内核，剩下的只是刻板的甚至略带刁难的形式化执法。
　　需要检讨的不仅是具体承办的执法机关，还有那些所谓的执法规定。这些整天影响百姓生活的执法文件，当初是怎么出台的?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和征求意见?有没有根据社会发展本著为民便民的精神进行过修改?
　　中国的各色证明可谓名目繁多，从“证实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到派出所“各管一段”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每一道关口都在加重公民的社会活动负担。至于这一张张带有浓厚审批色彩的证明，究竟起到多少正面作用，似乎无人问津。
　　我们常说，国人的生活成本很高，这不仅因为管理部门在社会管理上掌握了太多的权力，职能部门之间存在“壁垒”、缺乏协调，更因为很多“门槛”设置得并无必要。从入学、入职到结婚、生子，从单位、社区到街道办、派出所，人的一生中究竟需要多少个证明、盖多少个章子，或许都记不清。问题是我们很少反思:这些证明真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