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有舆论分析认为，毛绍烈伪装之巧妙，源于他对自己有著充足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能够在16年的时间里过著“双面人”的生活。而这一点与前不久刚病逝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假面人生”颇为相似。然而，戴著假清廉面的“面具”官员在官场俯拾皆是，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满嘴的清廉和仁义道德，这种近乎病态的环境不得不令外界深思。
也正因如此，当下摆在眼前的或许并不仅是官员如何的腐败、如何的违纪、违法，抑或是官员贪腐多少金钱，玩弄权力于鼓掌之间云云,而是造成官场乱象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官员的“双面人生”不在于公与私之间，更在于权力被剥夺的前与后，这是更鲜明的对比，也是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分析称，对干部监管的缺位和放松，才是滋生“双面人”生存的土壤，腐败也因此孕育而生。
“狡兔有三窟”
古语有云：“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而毛绍烈的“窟”不止有三个，一个是打扮朴素，便于迷惑人眼;像是媒体所报道的称他平时衣著非常朴素，所穿的衣服大多是旧的，据曾经一位与他同住一栋大楼的干部说，夏天经常见毛绍烈穿一双塑料拖鞋，很难看出领导“范儿”，而且他的皮带也太旧了，表面都裂成四五节;而第二个“窟”是收钱只收熟悉的人的钱。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严格控制接触商人的范围，只与熟悉的老板进行权钱交易，有的“金主”与之权钱交易长达8年时间。并且他对于熟悉的商人和干部，从数千元的“红包”到百万元的巨额贿赂，毛绍烈一概收入囊中;第三个“窟”则是大唱廉政口号。这一点在他任县委书记期间就表现的尤为明显。据称他经常找县纪委领导研究廉政工作，印发廉政警言警句，制作反腐倡廉的台历，传达各种廉洁从政的精神。此外，他还善于藏匿不法财产，比如他受贿的钱财大部分用假身份证、或亲朋好友的身份证开设账户存进银行;也有将大量受贿款用于购买黄龙玉。
细观毛绍烈的“双面人生”，实则与前段时间病逝的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假面人生”颇为相似，二人都善于做戏、欺上瞒下，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徐才厚随著掌管的权力和资源水涨船高，在政坛上一度呼风唤雨;毛绍烈虽为“地方小吏”，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分析认为，权力寻租的时间和空间因权力增加而愈加庞大，这给国家和群众造成的潜在损害和创伤是无可估量的。
诚然，外界绝不容忽视的是那些双面官员的“做戏”之风。难道就仅仅只有徐才厚、毛绍烈两位落马之官上演著“政坛表演大戏”吗?事实上远远不止如此，梳理媒体报道可以发现,十八大以来,贪污腐化高官相继落马,他们的“双面人生”也曝光在人们的目光下。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在2014年12月18日王敏落马当天，他还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作廉政警示教育报告;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曾多次主持反腐会议，但背地里收受贿金上千万;当然，没有贪官会去宣扬自己的贪得无厌，但是贪官会伪装成“反腐先锋”，像是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就是这样的人，他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朱少中满口反腐倡廉，背后贪污受贿。在其落马之后，有媒体披露他在父亲的葬礼立“拒收礼金”的牌子，然后却在背后收受百万元，之后朱少中落马也对其是不小的讽刺。
众所周知，小说《西游记》里面曾有“三打白骨精”篇章，白骨精的三变，让凡人唐僧真假难辨。如今，一部分落马官员恰似天生就会演戏，综其以上落马的官员其实不难看到，他们有著共同的特征，其一，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贪污腐化;其二，百姓赋予权力过多的为自己谋私利;最后，不管是“形势所迫”还是“一厢情愿”，当“官”有了“实权”之后，对外界的金钱、色诱等无法抗拒，最终走向不归之路。显然，这种表里不一的的面容令外界民众会产生厌恶之情，但从另一层角度解读而言，对于官员的监督，是不能只察其外表。而这也恰恰是当下中国政治官场上普遍存在的“弊病”。
揭开“伪善”面具
古人云：“善变是人的本性，但万变不离其宗。”落马官员的“双面人生”，其过程纵然惊心动魄、曲折迷离、变化多端，但结果却是早有“定数”，这一切皆是体制弊病、官场恶劣环境和扭曲的思想观念所致，不仅导致官员自己身陷囹圄，而且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在中共反思徐才厚案件的教训中我们能发现，其所作所为与中国历史上的庆父、赵高、董卓、李林甫、蔡京、魏忠贤、和珅等十大奸臣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奸”无德无品、大奸似忠;“贪”，贪得无厌、贪赃枉法;“霸”，无法无天、专横霸道;“假”，口是心非、“两面人”;“私”，结党营私、搞山头。
落马官员对待工作和生活“截然相反”的态度，有分析人士认为，其一，“一面是勤勤恳恳、废寝忘食，另一面则是骄奢淫逸、贪污腐化。”官员用这种“表面矜持”，来遮掩“背地放纵”的行为，都是为了逃避群众的监督，对“道行”不深的公众来讲，的确是真假难辨。由此可见，落马官员“双面人生”的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这种特定的体制之下，为迎合政府和群众的口味，从适应到改变，再到逐渐形成，是“体制和环境”造就的结果。
其二，“工作的废寝忘食”与“生活的贪污腐化”是两个极大的对立面，把这两个“极端”集于一身的官员之所以会落马，与其贪权贪财、作风飘浮的“病症”有很大的关系，这不仅是个人的思想存在问题，而且还与现行的制度和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时代官员群体病态的集中体现。落马官员的“双面人生”再一次给中共反腐倡廉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面对现如今的官员都善于做秀，并且喜欢用假象来包装自己，要发现并把这些生活腐败的官员彻底剷除，不仅仅只是依靠执法执纪部门“火眼金睛”的本事，更应是从制度、措施上实行进一步的完善。
其实纵观历史，不乏有朝代是奸臣当道，祸国殃民的，其罪行令人发指，或横征暴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当权干政，陷害忠良于不义，或偷奸耍滑，视国库民脂为己出，而往往是兼而有之，败坏朝纲，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是他们的共同本质，而结局是民怨鼎沸，国力日衰，最终闹得是国将不国，前有赵高指鹿为马，后有和珅盗国敛财，大清将倾。这些奸臣贪吏无不是巨贪大腐，无不是千古罪人，实在应引今人为鉴，今人不胜衰之，而后人衰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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