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华大学教授颜宁提出一个问题，“女科学家去哪儿了”，引出了科技界性别不平衡的现象。她举例说，本来有实力的女孩子有很多。她每年参加博士生考试时，表现好的70%都是女生。但到了求职阶段，女性数量开始急剧“跳水”。就拿项目主持人数量来说，生命科学院拥有近70位PI，但只有3位是女性。好寂寞的一道风景啊!
　　以女性科学家为代表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为啥这么少呢?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一群学识未必丰富、却深刻左右著中华民族文化观念的权威人物：中国大妈——因为，在决定女性人生发展方向的3大因素中，中国大妈至少在其中两项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我们先说“剩下那一项”：社会因素——许多中国女博士最终没有成为科学家。她们干什么去了?答案是：回家抱孩子烧饭去了。当女性步入求职阶段，往往也达到了婚育年龄，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事业发展，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照顾家庭和孩子。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解决起来就不那么难。因为这些国家有全套的高福利制度，比如芬兰，无论有没有工作，到年龄都可以领养老金;比如瑞典，规定产假为480天，另外还有政府高补贴，奖励男性休产假帮忙带孩子，还有部分免费托养机构。
　　此外，“个人因素”也影响着女性人生的发展规划，在这里，中国大妈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其实，从小时开始，许多潜在的女科学家就注定成为家庭主妇，因为她们的内心依然是“女主内”。这是她们的母亲，中国大妈们言传身教的结果。
　　接下来，“家庭因素”也是重要一环。这时，中国大妈别号“婆婆”，扮演的角色是“传统观念的执行者”——在求学时，许多女博士都做过“成为科学家”的梦，但毕业后，她们往往会进入传统的婚姻形态中：不是和丈夫组织“二人世界”，而是“嫁入”婆家。这意味着，不但婆婆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丈夫也是由婆婆调教出来的，在观念上容易同声同气。如果婆婆是“女主内”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丈夫又是婆婆的坚定拥护者，那么在2:1的对决中，一个潜在的女科学家也许就要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