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炉子，揉面，醒面，撒一大把香葱，加猪油和肉糜，先在铁板上双面煎至微黄，再到炉子里明火烘烤。这一张张葱油饼，上海阿大自食其力，从1982年做到了今天。
　　一天出炉300个的葱油饼，对别人而言，只是一口飘香的吃食;对上海阿大来说，这是他的全部营生。可是，这份经营34年的小事业，在光鲜的魔都，始今存废却成了问题。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证实，阿大小吃铺属无证经营，已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
　　“阿大葱油饼”的故事，引发网民热议，监管部门也遭到猛烈抨击，其态度已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先说要取缔，要停业，后来又说已经联系街道，希望街道能帮助阿大找一个租金便宜的地方，取得证照后再营业。
　　因BBC无意报道而走红的“阿大葱油饼”，一个名扬海外的“老字号”，一个让满巷子飘香的小作坊，一个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的残疾人，如今，“阿大葱油饼”的存废竟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9月27日，“阿大葱油饼”在刚刚恢复营业6天后，再度被迫关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称，因涉无证经营等，饼店已多次遭举报。是谁在举报这么一个让满巷子飘香的小作坊，而驼背的阿大对前去采访的记者坦言：“我是肯定想要办证的，但我租不起店面”，所以，“只要允许我接著在自己家里干，办证交税什么的都没问题”。
　　阿大对本地的《新闻晨报》记者叙述说，他小时候家境还不错，但他这一代却没能有更好的发展。他有一个弟弟，但患有精神疾病，一年住院要好几万，一直靠阿大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看病的开销很大，他又没有退休工资，经济负担很重。
　　《新闻晨报》在报道中称，“阿大葱油饼”曾经证照齐全，但是现在却办不下来了。“阿大葱油饼”始于1982年，当时他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照一应俱全，后来菜场拆迁，他经历了爱心早餐车、马路设摊、弄堂摆摊，最后不得不回到家里摆摊，“当时工商对我说：“路上不能摆。只要居民没意见，你就在家里做。””自此一直做到现在，整整13年了。
　　对于被勒令停业，阿大表示，“这些年不是没想过办证，但实际情况的确有限制，办不下来”。阿大表示，自己目前做生意的地段房价很高，“再小的铺子怎么也要两三万一个月吧，我租不起的”。阿大每天收入1500元，除去成本，净收入也就700多元，除去每周休息1天，一个月赚的不到2万元。
　　阿大称，自己年纪大了，还雇了一个人帮忙打下手，月工资4000元，算下来，他每个月的纯收入不过1万多元，如果另租店面，肯定是陪本买卖。阿大表示，由于自己的年纪和身体状况，他不想搬到离家远的地方，如果不让继续营业，他就关起门来，只做熟客生意了。
　　报道称，阿大年轻时因受伤造成脊柱侧弯，还动了手术，为4级残疾。这两年，他的健康状况下滑很厉害，驼背越来越严重，身体前倾几乎达到90度。前段时间歇业，是因为他左腿静脉曲张严重，前后住院6周，他表示，“这是职业病，没办法”。
　　阿大每天必须在凌晨3点起床，准备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在清晨五六点钟开门做生意，一直干到中午。为了不让顾客久等，他只是简单吃点东西，然后继续做饼，一直干到下午3点半。阿大称，一年365天，他几乎都是这样，“天热时，汗淌淌滴;天冷时，冷得不得了”，而且“不管颳风下雨”，都是如此，一天站10多个小时，“烟熏火烤，你说是不是辛苦钱?”
　　“阿大葱油饼”的故事让人特别伤感，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小摊小贩的故事，而是我们这个光鲜繁华的时代，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小商贩积极谋生的诉求。如果一个社会连葱油饼店的老匠人都容不下，还奢谈什么匠人精神?
　　上海原本就有很多“弄堂小店”，这是上海的特色，也是上海有别于其他大城市的另一道风景线，更是很多人喜欢上海的原因。食品安全博士钟凯说，“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小吃，都不在有证餐饮，各种犄角旮旯的地方才好吃。科普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会说，一定要去有证的地方吃。但另一句没说，真正的吃货才不管有没有证呢。”这种观点或许能够代表最普遍的民意。
　　香港对小摊小贩的管理也很严格，但香港对小摊小贩的人性化管理，常常让人感到很温暖。
　　2013年，港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2.3亿港元，这笔钱补给了4300个小贩，让他们撤离居民区，每户小贩最高可获6.4万港元资助。
　　閭丘露薇曾讲述了发生在香港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流动小贩，平时在街边卖些雪糕。为了多赚些钱，他就进了一批棒棒糖，也卖出了一些。可是有天香港城管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法庭，理由是他阻碍了交通又兜售不在牌照许可范围的商品。这个小贩原本在街边开著小店，只是店租太高，生意越做越淡，就关了门。
　　小贩的太太又有些残疾，他也不愿引领政府失业救济金，就申请了流动小贩牌照，每个月能赚6000多港币，勉强维持生活。小贩被告上法庭，法官却不以为然，责备城管“如果只因他卖出了几十只棒棒糖就告他，实在缺乏人情和司法弹性，应该先反覆劝诫、酌情处理”。
　　这名1972年出生的法官说，一个市民能在烈日炎炎下摆档做生意，其实是件好事。他亲自向小贩解释了牌照的要求，说明政府其实不是在为难他，只想保持街道整洁。
　　最后法官只对小贩处以两碗炒河粉即100港币的罚款，还劝小贩不要为这次处罚影响心情，并且承诺，如果路过小贩的摊位，一定会捧场。
　　几周后这名法官遵守了承诺，前往小贩摊位买了一瓶矿泉水，鼓励他不要泄气，努力工作。
　　“阿大葱油饼”毕竟还有固定经营场所，不会被城管赶得满街跑，而在中国，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流动小摊小贩。他们的谋生意愿更强，生存状态更差。那些流动小摊小贩缺乏发声渠道，是社会中的隐形人。当他们被城管追赶推打的时候，谁来替他们发声?谁来为他们维权?
　　被我们称之为脏乱差的印度，就有许多社会团体为小摊小贩奔走疾呼!2003年，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NASVI)成立，这个组织最成名的一战就是状告政府。由于印度要举办英联邦运动会，政府担心市容受损，要求小摊小贩停业。最后法院裁决NASVI胜诉，这就是印度著名的“权利第一，市容第二”。
　　反观国内，不要说小摊小贩被追被打，就是证照齐全的店舖，只要遇到某个事关脸面的光鲜聚会，抑或是举办一场活动，抑或是一个人来访，都随时可以让所有店舖关门歇业，人们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保障，更不可能去追求什么精神思想言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