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演唱会，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只可能是一次怀旧之旅。虽然我知道，“怀旧”、“那代人”……这些词都是这位中国“摇滚教父”最不愿意听到的词。事实上，“摇滚教父”也是他不喜欢的一个头衔。
然而没办法，世界上的人和事总是容易被标签化。30年前的1986年5月，同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25岁的崔健捲起裤脚、抱著吉在舞台上唱响一曲《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呱呱坠地。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即将步入考场的高中毕业年级学生，虽然“一无所有”，但胸中充溢著蓬勃而出的理想。那真是一个好时代，不久，在崔健的身后，唐朝、黑豹、轮迴、何勇、郑钧们……鱼贯而来，澎湃了那个时代的人心。
历史上大概从未有一种艺术类别——或广义的文化娱乐形式——像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摇滚音乐那样，在胚胎中即承载著如此强烈的政治意图，并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与政治现实保持著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我相信，这正是它一直饱受世界上一些政府当局强烈敌视的根源。
作为一个曾经的摇滚乐忠实拥躉，在这个摇滚精神渐行渐远的时代里，每当约翰‧列儂(甲克虫乐队主唱)和米克‧贾格尔(滚石乐队主唱)的一段歌声偶然飘过耳际，我的眼前浮现出来的总是一幅青年时代的抗议图景——为了不受压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张，为了自然的、美好的爱情、为了心目中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年轻人总觉得需要一再抗争。正因为摇滚乐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世界，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向前看”的东西——摇滚乐与离愁别绪这种常见的文艺主题基本无关，与对美好往昔的伤感怀旧更是格格不入。
然而在9月30日晚上的北京工体，纵然不服输的崔健仍然声嘶力竭地“问个不休”，他，我们，以及整个中国摇滚却只剩下了怀旧。甚至当我听到崔健说“我觉得人不能没有理想……”之类的话时，都恍然远隔千山万水。
2010年前8月和11月。北京工人体育场和上海体育场页分别擂响过两场名为“怒放”的“摇滚英雄演唱会”，那两场被称为“中国摇滚25年总结匯演”的演唱会，阵容比刚刚过去的崔健那场更加齐整豪华。耀眼的星光中，还有不惜谢绝了老东家“滚石三十年”演唱会也要特地赶来“怒放”的现代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
只是当高潮迭起，台下数以万计年届不惑的热情“粉丝”头顶军帽、身著海魂衫、项戴红领巾，与台上那几位摇滚老将一同摇摆著发福了的身体，尖叫、吶喊著青春与梦想时，我们的感觉已经恍惚。的确，青春与梦想是摇滚乐的永恒主题，但彼时彼刻的体育场里，主题并不是青春与梦想，而是对已经逝去的青春与梦想的追忆。
30年后，我们依然“一无所有”。
现在看起来，这些摇滚圈老炮们发起的这一场场色厉内荏的派对，更像是对中国摇滚的一次次无奈回眸。未来，真正的“摇滚英雄”出现的几率似乎越来越渺茫了。这也彷彿因此成为了中国摇滚音乐30年历史的浓缩写照：青春尚未真正怒放过，梦想已蜕化为怀旧。
这绝不是一代或几代中国流行音乐人的天赋和才华问题。今天回头在来平心静气地审视，中国摇滚乐实际上自诞生之始起就一直面临著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困境。这种困境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几乎如出一辙，它的语境、内容和节奏都与西方的摇滚乐存在“时差”和“海拔差异”。西方摇滚乐是愤怒青年反抗资本主义与异化的一种左翼呼声，而中国的摇滚恰恰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要求拥抱资本主义的“自由化”语境之中。
当然，包括摇滚音乐在内的西方现代派文化一直以来也面对著一种被市场消费主义吸纳整合入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深刻困境，著名的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于上世纪70年代中叶出版的经典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深刻地剖析了这种“反异化”的现代主义文化自身无法逃避的被“异化”的命运。但中国摇滚乐逼仄叵测的命运远不仅限于此。
如果摇滚乐出发点和归宿仍然是青年抗议，但今天的中国摇滚人(假如还有的话)抗议什么呢?是抗议面相高度模糊化了的政治现实及仍然阴魂难散的民间极左政治思维对人性的摧残和戕害?还是抗议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却顽强生长的市场经济和商业规则正在与日俱增的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抑或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抗议两者?这个悖论的政治化表达应该是：什么是当前中国社会中压倒性的压迫力量?什么又是当前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解放力量?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梦迴唐朝》，当年那些响亮的专辑名称之间本身就蕴含著深刻的荒谬性。
但这一对互为依存和因果的问题的答案，在我们这里注定要在比西方社会里艰难和复杂得多。面对中国摇滚乐的这一根本性困境，有些人——如不服输的罗大佑——仍然在执拗地抗争。崔健当然更是如此，已经惯了批判性的他用批判坚持自我，他在三十年前发出的质疑，一直到今天也从未停止过。但除了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作出一些实验性的尝试和努力，我们还能从他那里听到些什么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摇滚乐的源头，它的精神也正在枯死。
2009年6月，一代歌王迈克尔‧杰克逊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出，震惊了全世界所有乐迷。不过，甜美而充满“正能量”的杰克逊已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歌手。他真正名噪一时的20世纪80年代初，摇滚乐已经诞生了将近30年，正在经历著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转变，而天才的杰克逊正是这种转型的集大成者。
在埃尔维斯‧普雷斯列(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猫王”)和稍后的米克‧贾格尔的时代，摇滚音乐是来自社会底层青年的反叛的声音，反叛来源于不合理的社会规则压抑所造成的不满。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西方也正值“青年造反”的时代。那是一个尊崇萨特和马尔库塞的狂野时代，摇滚乐则正是青年的愤怒声音的艺术化表达。但经过了整个70年代的动荡，随著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商业繁荣，到80年代，这种激情开始消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摇滚乐这种本质上是反商业的东西，现在也被日益纳入甜蜜的商业逻辑。
因此，实际上，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后，真正的摇滚精神就已经“死亡”。如果我们以某一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的话，我认为它发生在1980年，摇滚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约翰‧列儂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在那年结束生命。当然，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摇滚乐的死亡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仍活跃在舞台上的伟大的U2乐队可能是这一过程中绚丽的“迴光返照”。
在80年代以后近30年的西方社会，孕育和诞生摇滚乐的那种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在一个貌似经济繁荣、和平安宁的时代，反叛是难以被大众接受的。60年代的青年们以反叛精神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今天，他们的儿女们正在以消费能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今天，即使有不满，通常也不是对社会规则的义愤，而是对自身适应能力不足以左右逢源而萌生的失落感。表达不满的形式也不再是粗旷的反叛，而变成了精致的恶作剧。
这是一个段子行销天下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摇滚立锥之地的时代。
然而这一切总让我这一代人觉得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身在中国感受尤其强烈而又错乱。
因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灵魂深处飘浮出来的总会是甲壳虫们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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