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葆对法国饮食文化的认识，始于留法的那一段经历;从同学到教父，对饮食的态度，都深深影响著杨子葆。讲座中，他以自己的几段经验提出了几个提问，看似平凡无奇，背后隐含的饮食精神却都深深地敲进听者的心坎里。
1.酒开了一定要喝完吗?
杨子葆留法期间虽然领有奖学金，但是在巴黎的生活费太昂贵，穷学生的生活要喝上一杯酒，简直是奢望。
他的一个法国同学16岁就离家自立门户，三餐只能啃棍子麵包配黑咖啡或水，有一回，这位穷同学约杨子葆喝酒，两人开了一瓶，聊了三小时，当这瓶酒还剩三分之二时，同学就打算离开。
杨子葆相当错愕地问他：“只喝三分之一，不喝了?”没想到同学说，聊得很开心就够了，酒带回去，气氛不对、味道也会变，现在觉得的好味道，回家后不一定在。
杨子葆回忆起这段经历说，就连酒保也不觉得酒瓶剩下那么多酒是件奇怪的事，法国人通常也不会把好酒喝完，这样服务生就可以喝剩下的酒，知道滋味是什么，下次就更能推荐好酒给顾客。
听起颇来有道理，但对初赴法国的杨子葆来说，冲击可不小;由于台湾的饮食习惯向来都以简朴为美德，酒钱并非小数目，为何法国穷学生可以这么潇洒?
“后来我才明白，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货币化衡量价值，法国文化赤裸裸地逼问我：是不是没钱就可以随便?没钱，就不讲究?讲究，一定要有钱?”
2.慢慢喝酒，对社会能有什么贡献?
来自穷同学的冲击是其一，杨子葆的“教父”带给他对葡萄酒乃至对饮食的反思是另一枚震撼弹。
杨子葆是当时他就读的桥樑与道路学院自1747年创校以来第一个台湾学生，当时他的法文不足以胜任考试，第一学期便面临退学命运。
对此，学校将成绩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他过去的哲学课程严重不足，“一个正常的学生，怎会没有修习足够的哲学学分?”。学校下了通牒，派了一名退伍军人担任他的教父，用周末时间生活在一起，贴身认识学习法国文化。
有一次教父请他喝酒，光是在客厅聊天等醒酒就等了两小时，八点才吃晚饭，吃饭又要两小时，杨子葆就毫不客气地质疑教父：“法国人喝酒吃饭一定要这么装模作样吗?半小时可以做完的事，偏偏要花四小时，台湾人认为简朴不铺张才能做大事成大器，这样慢慢喝酒，对社会能有什么贡献?”
教父不但没生气，还慢慢跟他解释：仪式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因为美好的事物，是需要一些方式、知识与时间展现，从上帝、土地、侍酒师、仪式、时间、技巧，都能让酿好的酒有最美好的内涵展现，若美没有机会被展现、唤起，才是浪费，才是罪大恶极。
3.穷，就一定没品质?
循着杨子葆所提饮食简朴的信念，焦桐则认为，台湾饮食文化跟战争有绝对关系。1949年之后，中华文化的八大菜系在台湾丰富起来，只要研究台湾的饮食，几乎就是中华料理的内涵，但同时在中国发生的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断了许多饮食文化传承。因此，他认为“饮食文明一定要在物质文化、教育活络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所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有饮食文化”。
杨子葆认同焦桐的观点，也承认法国饮食习惯见好就停，宁愿停留在美好的那一刻，剩下的都不愿意再装入肚里，这是必须要达到一种富裕程度的文化，才有办法做得到。
但他又以京都为例，曾有京都旧书店的老板说，京都并不如外人所见那般富有，多数是穷大学生，但这里的学生跟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会因为穷就随便，如果只能吃两串好的烧烤，就吃两串，不会因为想多吃就找便宜食材，因此冷冻食品在京都不好卖;如果买不起新书，就买旧书，阅读要有品质，新书不见得就是好书。
由此可见，穷，不一定没品质。
杨子葆说，品质不等于商品多好或多贵，而是跟态度有关，“你在不在乎?”
台湾社会有太多人只想捡便宜，最后都沦为比价，背后的思维也意味著我们不在乎细节：“细节只是生活的一部份，但所有不在乎的那一切加起来，却占据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食安问题也才会层出不穷。”
4.不就是一杯酒，有这么严重吗?
跟台湾只求便宜、不花成本、俭省的价值观迥异，法国人很坚持“适切”才是最美好的，“错过了，就不要后悔”。
说到这，杨子葆又举了个例子：有次义大利驻法大使邀请他到家里作客，餐前喝了不少酒，包括香槟，后来尝到了鸭肉这道菜时，杨子葆又回头喝香槟，结果七十岁的老管家低声对他说：“杨大使，您现在还会回头找十四岁的女朋友吗?”
当年四十多岁的他，知道管家不带脏字地骂人，让他非常囧，也知道失礼了，“香槟一开始喝很好喝，但吃过鸭肉、又喝了很多酒，现在回头喝香槟，味道不会好。我不但破坏酒、也破坏食物。”
这是个听来好笑的例子，若不了解法国人的文化与态度，身在台湾的我们，也许不免会狐疑：“有这么严重吗?”
杨子葆说，对法国人来讲，饮食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是一样的，思想家有志改变世界，法国厨师所希冀的，也不只是满足顾客两小时之内的味蕾，而是希望一顿美食可以让人对生命有不同的思考。
5.只有法国人才把饮食看得如此重要?
但是，如果以为只有法国人才会把饮食端放得如此高尚，可能就太小看我们自己了。
杨子葆在《喫东西集》的序言里提到孔子的“不食”之论：“食不厌精，烩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对饮食的高标显然不亚于法国，那么今日的中华料理也好、台湾日常小吃饮食也罢，又如何能够在看似俭省却便宜行事的惯性中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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