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中华教育基金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召开理事会，讨论新的助学项目，打算资助20名母语非汉语的KIWI孩子去中国研习汉语。
　　会后，我整理基金会历史资料，一组两年前的照片，让我的思绪回忆起了当年。于是我放下已经为本期专栏选好的题材，换成这个故事，想在这里在此时记下那时的事情，也算是为了在忘记之前为自己留下一点痕迹。
　　那是2015年岁末，按照约定，我和妻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驱车去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剑河民族中学，以新西兰中华助学基金会义工身份为五十个学生发放捐助金。
　　看著正襟危坐在会议室的五十个学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们，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他们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诧异的，连在场的校领导大概也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语。
　　我给孩子们和在场的老师们用一个故事讲述了感谢他们的理由。
　　数年前，我去新西兰先驱报总编文扬先生家里为他办理一个学生的捐助手续，我向他承诺，将会要求被捐助的孩子给他写信，匯报学习成绩。没想到，他淡淡地回应了我几句话：千万不要把慈善当作施舍，不要以为区区几百元捐助就占领了人格和道德高地。其实捐助者应当抱持这样的心念：感谢。感谢谁呢?那些贫困的孩子们。是他们的存在让人们有了表达或者说宣泄爱和付出的机会。
　　文扬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击在我心壁，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或许是从那以后，我便也改变了对慈善的观念，再也不敢声称自己是一个慈善者，而且，越来越对那些时不时要秀一秀作为慈善者荣耀的人们产生一种近乎苛刻的排斥，虽然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人家做的也是公益，应该对他们有足够尊敬和尊重。有意思的是，基金会的义工们几乎都是跟我差不多的人，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
　　对这次捐助仪式，没有任何媒体前来采访。学校本来想让县电视台来摄像，我没有同意。
　　我记得当时在台上对这50个孩子说了差不多半小时的话。之后，我走下台阶，去到这些流泪或者没有流泪的孩子们面前，把装在信封里的捐助金一个个分发到他们手里。
　　就这样，从新西兰华人华侨那里“一对一”捐助来的钱，悄无声息地，每一分文都转交到了孩子们手里。
　　为了给基金会留下档案材料，我给每个孩子都拍了照片......
　　在跟他们说再见之前，说了这么几句话：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群与你无亲无故的人，都愿意帮助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每一天都变得有意义?
　　学校的黄副校长送我们到大门外，再次提起要请我们吃饭，他一再说绝不花学校的钱，而是他个人掏腰包请客。我们还是以有事要忙而婉言谢绝了。
　　黄副校长说，很后悔这次没有让电视台来摄像。
　　我笑了，黄副校长也笑了。很奇怪的感觉，我们似乎都是在为同一件事而笑，但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到底笑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次捐助活动就这么完成了。
　　从学校回到住处，开始整理资料，准备发送回基金会。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黄副校长打来的。他告诉我，一个叫吴春花的学生回到宿舍，发现自己领到的钱是比别的同学多出了一千，于是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老师转交到了学校领导手里边。
　　我们从银行取出的钱一共是五万元，五十个孩子，每个人都领到了1000元，这个叫吴春花的学生领到的怎么会是两千呢?
　　找来妻子一问，她这才发现，自己放在包里的一千元也不小心一同拿出去了。
　　在电话上沉吟许久，我不知道该给黄校长说些什么，只告诉他，我要去看看这个孩子。
　　匆匆处理完手上的事，与妻一起返回学校。学校门卫认识是我的车，没让我登记，就打开了自动门让我们进去。车刚进校门，就看见黄副校长等几个老师已经在主楼前等著我们。在他的身边，怯生生地站著一个穿著单薄校服的女孩，她胸前的校徽写著她的名字：吴春花，高一(6)班。她的两只手一会儿垂放在身体两侧，一会儿又缠绕在一起，整个人显得很紧张。如果不是她身边的教导处吴主任和班主任杨老师鼓励，她都不敢跟我这个假洋鬼子答话。
　　我不晓得她发现自己被多发了1000元的细节，也不想打听当发现钱多出来的时候她有没有思想斗争。只知道，家在农村的吴春花，她的父亲罹患癌症，已进入晚期，家里最缺的，就是钱......
　　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却有著金子般高贵的品质和良善心田。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让我记住了名字的孩子：刘杨梅。
　　最初学校遴选的50名被捐助学生中有一位因故輟学，学校想递补一个孩子，这孩子叫刘杨梅，是个苗家女娃。为了找到足够的理由得到基金会和捐助人认可，学校跟我讲了这个女孩儿的故事。她的家在离县城50多里地的一个偏远山村。村里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这些山村的孩子们就成了“留守儿童”。孩子们没有了父母的照顾，生活变得饱一餐饿一顿;也由于没有了大人的管束，除了上学，一天到晚不是爬树翻墙就是追打嬉闹奥，时不时还闹出点名堂出来;而女孩子们常常被欺负，她们中的许多人不去上学，从小就担负起了家里洗衣做饭、放牛打猪草的重担。刘杨梅年纪比较大一些，父母也比较开明，让她上学。看到村里孩子们的这种状况，心里十分著急，不知道她弱小身躯里从哪里生发的强大的力量，她一家一户地去走，去请，去劝，硬是把全寨子的女孩们全都带进了校门。为了让这些女孩们来了还愿意留下，她一下课就帮她们补功课，洗衣服，反正就变著方儿对这些妹妹们好。那些跟随她来到学校的妹妹们可能想不到，这个姐姐咬著牙做的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苗乡几百年来形成了一个习俗，女孩子一般是不让去上学的，她们生下来，就是来干活的，长大了嫁出去就归别人家了，上学就会耽误农活。刘杨梅，就这样用柔弱的身体里蓄积的坚强意志，硬是把传统陋习的墙顶开了一条缝，把女孩们带到了墙外。刘杨梅告诉妹妹们，一定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走到大山外面，跟城里的女人们一样，可以跟男人们一样上班、挣钱，过不同的生活。
　　吴春花，刘杨梅，这两个孩子都是苗家的女儿。
　　多么希望，苗家儿女中，吴春花，刘杨梅能更多一些。
　　临走，我用苗语跟吴春花说，我也是苗家的孩子，然后，把一套签著自己名字的《阳光屋簷》送给她，她眼睛里绽放出奇异的光彩：杨老师您也是苗族?竟然会写书，而且还要送给我。
　　车开出很远，我无意间回头，透过车后窗看著来时的路，吴春花还站在刚才的地方......

　　(2017.11.19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