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到了55年，小学毕业了，班里约五分之一的人考上了初中，一开学就得近10元的报名费，家里没有钱，只好到信用社转借，秋后卖了烟叶立即还上了，还算顺利。紧接著就是吃饭问题，要是在学校入伙，每月6.3元，学校给助学金每月2.7元，家里没有钱添上，只好从家带饃去，热天怕生霉，学校离家3公里多远，每周三父亲再送一回，还算过得去。谁知日子竟坏得如此之快，农村初级社立马要组成高级社，把几十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每个初级社变成一个生产队。之后，就开始刮共产风，别村的人可以到我们村来分粮，分钱，因为他们工分记得高。
　　这样我们队的口粮更不够吃，而且劳动力到处调用，许多人被拉到外面给别的生产队干活或修水利。于是到了春天连菜糰子都带不起，经常配些葫萝卜、红薯乾等充飢。家里人吃不饱不说，还强迫农民大冬天昼夜也不能闲著，天寒地冻也必须到野外挖沟扒河。记得一个周六晚上我回家背饃，冬天黑得早，母亲不在家，我和父亲吃完晚饭就睡下了。还没有睡著，院外一个陌生的声音咆哮著打破了农村夜晚的寂静，直呼父亲名字：“徐邦泰!你怎么不去挖河?!你儿子也回来了!...”看来村里还有人在点火。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大诗人杜甫“石壕吏”中的句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眼泪几乎都要流下来了。一阵狼嚎之后，撕裂声渐远，我以为父亲要起身出去，结果他只轻轻咳嗽了两声没有动，因为他想他白天喂牛，按规定晚上是不用出工的;而我是个中学生，尚不满16岁，也不该受他调遣。
　　这事使我首次尝到社会的严酷，古人云“苛政猛于虎焉”，也不过如此!顿时使我想起小时候国民党抓壮丁的情景，那声响也远不如今晚的震撼和恐怖。当时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将来一定不能落到这帮连自己姓名都不会认更不会写的臭泥腿子手掌里，这些八代贫农的孙子翻身之后便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享受著他们训斥百姓的快乐。由于是高级社，别村的“贫农恶霸”都能到我村瞎指挥，农民说不算自己要种什么，他们叫种啥才能种啥，否则就要重新种。本来淮北麦茬地传统都种豆类芝麻玉米等耐旱庄稼，但他们一定要各生产队种水稻，口号是“淮北变江南”，哪怕绿豆已经开花了，也要强迫社员耕掉再栽水稻。结果秋季天一旱没水浇灌，水稻干死了，再种其它也晚了。秋季各队卖烟叶的款子，不能自己领钱，都必须把单据交由高级社派来的专人去取。卖烟人只能领到几角钱的午餐费，空手而回，以至生产队常常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收的粮食也存不下，都得拉走交给粮站。有个农民编了个顺口溜：“打一场拉一场，社员落个日夜忙!”这下可激怒了那些泥腿子，此人不仅受批斗，还把他绕著村子游乡。这些恶霸贫农竟然比四川大地主刘文采还凶残!刘文采只对种他土地的穷苦人发威，而他们竟对无辜百姓施展淫威，随便抓人骂人，扮演了无理家长和恶公安的双重角色。
　　在这多年折腾之下，带领我们入社的我大爷家也一年比一年更难熬，他家人口多，年年吃救济。秋冬季救济的棉衣棉裤，春天就把棉花取出来卖掉买粮吃，把里子面子改成单衣夏天穿。年复一年如此下去，到了1960年大爷竟被饿死了，时年才50来岁，他不仅没看到他心中的楼上楼下和电灯电话，死后连个棺材也买不起，只能把家里几个破门钉在一起入殮。可怜他的社会主义美梦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见到，最后连棺木都没有!但他幸运的是还是见到了“耕地不用牛”，倒是处处都能见到妇女拉犁子耕地的壮观景象;也见到了“点灯不用油”(买不到油)的悲惨情景!他为了社会主义的美梦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啥也没见到，只是看到了一年比一年穷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