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波兰犹太裔美国建筑师设计师，Time杂志曾喻其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师，并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解构主义建筑七人展”中，与知名建筑师盖瑞(Frank Gehry)、库哈斯(RemKoolhaas)、艾森曼(Peter Eisenman)等人并列，其建筑作品遍布世界各地，如德国柏林、英国曼彻斯特、美国、瑞士、义大利、德国、英格兰、爱尔兰等地，亚洲则有香港和南韩。李伯斯金被奉为解构主义重要建筑师典范，建筑作品以分裂、解体、不稳定、不协调性的结构引人注目。
　　多数由丹尼尔‧李伯斯金设计的重要建筑皆被认为是将伤痛(Pathos)情绪转换为建筑的作品，因这些建筑物都代表近代人类历史上受创最大的两次事件：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和911恐怖份子对纽约双子星大楼的攻击事件。李伯斯金宣称21世纪需要一种不同的建筑，这些建筑的美学与道德表达方式反映出人类在本世纪所经历的政治、文化和精神上的最新转变。
　　有趣的是李伯斯金曾是一个极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但他却完全放弃了音乐而来就建筑，并大有所得。一般认为，李伯斯金创造了蓄意挑战物理定律的表现派结构之建筑观，他理论思想的核心在于文字中隐含的诗意，例如灵感、强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等等意涵，在建筑上的表现。李伯斯金的设计手法被认为独树一帜，甚至用“强烈”来形容都不为过，而设计是透过心智思维的过程而产生，吊诡的是，这个过程却不能准确地被设计者所定义。他曾说：“这有点难以解释，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也意味著，必须与世界潮流接轨。”
　　死亡建筑学李伯斯金是当代极少数能给自己的作品打上一条可识别“烙印”的建筑师中的一个。这种烙印包括尖锐、角形的金属碎片和反重力的墙体，用违反常规来传达著一种显而易见的刺激情绪。最常用来证明这些品性的是他的柏林犹太人纪念馆除非经由穿越法院的地下通道，否则参观者是无法进入该建筑的。这件作品以它的建筑特色，将在20世纪30至40年代遭受磨难的德国犹太公民，或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公民的不同命运完全实体化了。引导我们进入这座普通的陈列馆的(有时是在走完这条通道之后)，是它所承担的恐惧和不寒而慄。当纪念馆所集藏的物品努力去描绘一张犹太人生存的画卷(犹太人历史的时间跨度不少于1500年)，这座容纳它们的房子已被20世纪上半叶迁怒于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所占据。
　　这是李伯斯金完成的宣言书，他再生了死亡集中营给人们心理所造成的本能的极端厌恶感不是透过复制它们平淡无奇、工业化的包豪斯风格，而是运用高科技的材料来定义一种特殊的几何图形。这种几何图形成功地使我们焦虑，在身体上产生病态的回应，全然地依靠形态、空间和表皮来激发我们的记忆，刺激我们的感官，从而达到再现集中营可怕的效用的目的它复活了无法形容的邪恶、人类精神的黑夜和最恐怖的力量。一位柏林纪念馆的参观者在穿过犹太人延长部之后很可能感到噁心和沮丧，而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
　　那些李伯斯金的建筑所要表达的，首先是绝望、放逐和灭绝，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著一种深思熟虑的“死亡几何学”它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在场，以至于它威胁要扼杀任何胆敢占据空间的生命征兆。同时，我们期待著看到，在那些诉说著再生的建筑中，一种相应的“生命几何学”。
　　对一幢参与到再生过程中的建筑来说，它必定在它的周遭生成了某些东西，正是以建筑的形式提供了某些能够给予生命的事物。然而，即使你愿意去探究他的建筑，没有一处能找得到“生命几何学”的踪迹。拋开李伯斯金的言论不谈，是“死亡几何学”在支配著他的建筑形式，并且最终“死亡几何学”将和他的那些作品达成妥协，透过“死亡几何学”，他希望达到重新对话和和解的目的。
　　混淆生命与死亡如果有人仔细考察李伯斯金(大多数未建)作品的主体，他就会发现其中存在著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他的部分作品试图将两种状态“生与死”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他的建筑(如柏林犹太人纪念馆[1988-99]、奥斯纳布路克纪念馆[1995-98])审视了总体上的历史和道统、特定区域的市民文化，永远打上了大屠杀可怕断裂的印记;另一方面，在正在进行的设计(旧金山犹太人纪念馆[1996-2004]、丹佛美术馆〔the Art Museumin Denver〕[2000-05]以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纪念馆扩建工程[1996-?])中，李伯斯金说他意图消弥城市历史和文化最根本的冲突。他的作品既存在著悲观厌世的向度，又充满著乐观主义精神。新近落成的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北方纪念馆〔Imperial War Museum of the North,in Manchester〕[1997-2002]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富有个人风格特征的碎片象征著战争的破坏性，但同时，它又是为当地的重建计画而特意设计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犹太人纪念馆和纳什鲍姆‧豪斯纪念馆所看到的，李伯斯金的建筑目标明确，努力使大规模灭绝(即大屠杀)实体化。
　　在柏林纪念馆中，从上述理念出发的“死亡几何学”可能会被接受，因为我们不应拋弃或遗忘那些由建筑所象征的可怕事件;但这并不能成为这些建筑的托词︰它们不仅以此为借口成为城市生命中的一分子，甚至还以某种模式得到了强化。无可争议地为此类建筑赋予形式的“死亡几何学”在李伯斯金的手中已经变味了?如果是的话那又如何?他那些试图取消与生命之间的联系，放弃赋予生命力的建筑所遵循的，是更适合的生成几何学，一种人所公认的“生命几何学”吗?
　　有机生命的特征在李伯斯金的建筑中无一能找到对应物，唯一的例外是在他伴奏方案的阐释话语中。在以对宗教的拒斥、对人类的正常活动(不可避免地伴随著一种神圣的感情)判以极刑为理论基础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无意识的惯性罢了的建筑中，我们很难理解他如何能这样设计。李伯斯金所要表达的只是他坚决拒绝知识、生命代表的头班宣言最新阶段的成就，他热爱的是抽像，或许是更为符号化的建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