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家在乡下，父母去了城里做生意，而我则被轮流寄养在奶奶与外婆家。奶奶说有一次父母看完我准备回城里时，我在他们身后声嘶力竭地哭嚎和咒骂，说不想当他们的儿子。母亲听了，愣在原地，又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上了父亲的摩托车后座。即便几年后他们将我接去城里并送我去当地最好的学校，我依然感觉和他们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隔阂。后来母亲提起此事，说对我不起，没能让我度过一个有双亲陪伴的童年。我没有回答，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她的道歉，却在自那以后与她亲密许多。
直到现在想来还让我惊心动魄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春节将至，我和母亲去菜市场采购年货。在一个卖皮蛋的摊位前，我看到一个妇女的口袋被人悄然拉开，里面一小沓百元大钞呼之欲出。我脑子一热，竟大声叫喊。那妇女如惊弓之鸟，似脱笼之兔，一溜烟消失得毫无影踪，只留下我们与小偷六目相对。小偷凶相毕露，从腰间掏出匕首，气急败坏地威胁着我们。母亲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盯着小偷，双手又牢牢护着身后的我。围观的人逐渐变多，小偷见势不妙，撂下几句狠话后离开。我与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缓了缓神，又继续采购。
高中时，我爱上了阅读和文学，看到台湾作家龙应台写的《目送》一书，甚是喜欢，便读给她听：所谓的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她说是这个理儿，都说孩子大了不由娘。你是男孩子，以后理应去闯一闯。成功了呢，我就跟着你享享福。闯不成功了呢，家里总有你的一口热汤喝。这段话被记录在我那时写的日记里，即便现在读来，也让人想要落泪。
母亲迷上织东西时，我应该念大二。起初她只是买成束的毛线给家里人织些衣物，后来扩大到沙发罩、拖鞋甚至地垫。尽管在我看来她经手的那些织品款式陈旧，花色艳俗，也远没有在商场直接购买来得省时省力，她却乐此不疲，甚至喜欢拿所谓的得意之作送人。由于长期低头，她时常抱怨脖子痛、肩膀痛，我总会帮她按摩，她也总是一脸幸福地感叹说我这个儿子没有白生。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她的肩膀慢慢变得瘦削，而我只能减弱按摩的力道。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白发变得大胆起来，在她已经微微发黄的黑发间肆无忌惮地成群出现。我并不敢告诉她，以免惹来她“老了老了”的絮叨，抑或是陷入到底该去哪家理发店染发的纠结，只能告诉她多吃黑芝麻对身体好。
印象中，母亲并不喜欢戴首饰，仅有的一枚戒指还是她与父亲结婚那个年代的老旧样式，色彩也不复明亮鲜活。研究生第一年我拿了奖学金，硬拉着她去了珠宝店。她看上一枚戒指，小心翼翼地从售货员那里接过来试戴。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观察她的手。她的手有些粗糙，泛黄厚实的茧拓在手掌上。手背上的青色血管虬结在一起，显得突兀而生硬。试戴的过程并不顺利，母亲讪讪地解释说自己的手骨架大，不像其他女人的那样小巧精致。我宽慰她说以前读过一本看手相的书，书里说女人的手如果像男人一般，是有福之人。她惊喜起来，直说“那就好，那就好”。于是心满意足地买了戒指，孩童似地向她的闺蜜和亲戚们炫耀。
我出国初期，流年不利，学习与生活屡屡受挫，彼时恰逢父亲生病住院。与我交谈时，母亲神情中总有阴郁之色，但又怕我担心，总是拙劣地掩饰。后来几年，父亲做完手术后恢复健康，我也总算顺利入学，她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脸上的阴霾也一扫而空。去年回国时，她里里外外地打扫房子，看起来很是享受这种忙碌带来的踏实感。与我交谈时，眉梢里暗含着淡定与从容，话语间也可见人生历练给予她的睿智和通达。她说，生活总是这样，带来磨难，也带来惊喜。
那天与母亲通话时，她还提起老家院落旁的老杨树经过一个寒冬，很有颓败之势，而我出生那年父亲种的杨树却猛窜了一大截，已经高出院墙许多。我心想，老杨树真的是老了吧，时间的车轮残忍地碾过它的躯干，让它日渐孱弱。好在，小杨树已经长大，它将用有力的枝丫为老杨树遮风挡雨，而风雨中它们叶片之间的触碰，彷佛亲吻，是对彼此长久守护的最美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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