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几个月，我就会和调查我母亲谋杀案的人坐在一个房间里。而我的家人是六年前第一次遇到他——当时，他来到我家是为了逮捕我妈妈。
　　在这之前的选举日当天，我母亲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总理候选人(后来当选)的讽刺文章，该候选人的一名支持者看到后报了警。
　　因此，当局半夜派侦探来到我们家，手里拿着签署的逮捕令来抓她，罪名是只能称之为所谓的发表“非法言论”。我当时正在地球的另一头工作，有人传给我母亲在凌晨01:30分从警察局被释放的视频，她当时穿着我爸爸的衬衫。
　　数个小时后，她再次上网，在她的博客网站上写下这种滥权行为，讪笑新总理的不安全感并自嘲自己被捕时的窘状。
　　她写道：“我为这些混乱而道歉，但是当‘凶杀小队’半夜出现在家中逮捕你时，梳头发、扑粉底和补腮红，整理要取的衣服，是你最不会想的事情!”
　　那天晚上逮捕我母亲的侦探现在负责调查她的谋杀案。
　　在她被杀那天，我的母亲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 Galizia)开车去银行处理被政府冻结的账户。
　　她刚满53岁，正处于记者30年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半公斤(1磅)的TNT炸药在她的汽车座椅下被远程遥控引爆。
　　政府支持者公开庆祝此次暗杀，让我想起那些庆祝土耳其亚美尼亚报纸编辑丁克(Hrant Dink)被枪杀的人。还有其他人暗示说是我自己策划了谋杀，或说我的母亲“高兴地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同样的诽谤也被反复用在叙利亚被绑架和斩首的美国记者詹姆士·佛利(James Foley)身上。

　　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的谋杀案

　　2017年10月：调查记者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被汽车炸弹炸死。
　　马耳他首相约瑟夫·慕斯卡特(Joseph Muscat)称此谋杀是“野蛮行为”。痛失亲人的家人禁止马耳他领导人参加葬礼。
　　2017年12月：三名男子被捕，检察官调查雇佣的杀手策划实施此次谋杀的可能性。
　　2018年7月：由马耳他政府、地方法官领导的调查，洗清了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针对总理及其夫人的腐败案指控。
　　2018年8月：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的家人要求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以确认马耳他当局当时是否能阻止她的死亡发生。

　　为什么这些谋杀案如此重要?

　　“事实和意见的自由流通，记者的交流和往来，创造了更公平和更自由的社会。”这是我弟弟在与欧洲外交官会面时讲的话，当时我们的心情仍因失去了母亲而无法平复。
　　他说，“它创造了更富裕、更有复原力的社会。换言之，就是值得生活的社会。”
　　在母亲被谋杀后，我们唯一的希望来自不同人的支持、悔恨、悲伤和遗憾。这令我感到惊讶，并让我想起一个朋友曾告诉我的话：“好人到处都是，你必须找到他们。”
　　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的愿望是普遍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对每个人一视同仁，人权受到尊重。
　　但是，与大多数愿望一样，它也变化无常。当我们意识到少数的一些坏人，就像人的疾病一样，已经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掌控了我们生命之时，往往为时已晚。
　　自从母亲被谋杀以来，我的兄弟、我父亲和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艰巨的：为她的谋杀伸张正义，为她的调查伸张正义，并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家中，我们时而谈论对其他人的不作为和漠不关心感到不耐，特别是对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我们发现很难不去批判他们的犬儒和怠惰。
　　土耳其调查记者曼姆克(Ugur Mumcu)的儿女们告诉我，在他们的父亲被汽车炸弹袭击死亡后，警察局长借口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面前有一堵砖墙挡着。”
　　他们母亲的回答是：“那么，先取出一块砖，然后再取出另一块砖，直到把整个墙拆下。”
　　这是我们母亲被谋杀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开始的指导原则便是尽力而为。现在我认为这个过程几乎和我们的目标一样重要。
　　我们正从简单的事情开始，通过要求国家尽职尽责并伸张正义，迫使文化产生变革，更尊重言论自由。
　　我们参与消除“非自由”这种人类病征的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教导世界对人权有新的尊重。
　　“自由始于良心的自由，”作家拉士迪(Yameen Rasheed)2017年在马尔代夫的家外被刺死前5天告诉过我们。
　　“如果没有心灵的基本自由，你拿其他的自由来做什么?”
　　像我母亲一样，她的遇害说明有关国家对自由并不尊重。
　　争取自由的工作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还包含：家人、女朋友、男朋友以及被谋杀和被监禁的记者的朋友们。这个巨大责任落在我们的肩上，但我们不能独自承担。我们需要四面八方的好人加入。

　　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

　　由联合国于1993年建立，每年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PFD)。
　　2019年的主题是在假新闻时代的新闻和选举。
　　WPFD的目的是庆祝、捍卫和评估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状况，并向在工作中丧生的记者致敬。
　　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统计，去年有95名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因为针对性的刺杀、炸弹袭击或交火事件而丧生。
　　我知道我们的队伍还有更多人。请务必记得，沙特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深受各地人士拥戴。
　　只有一个人对他的憎恨足以让他被杀。
　　在所有相似的谋杀案中，包括我母亲的案件，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做出有意义的努力，以判定最终该为此负责的人。
　　因此，我们首先要拆下第一块砖头：要求马耳他当局发起公开调查，找出它在防止其最重要的记者被谋杀时犯错的地方。
　　然后，我们将继续前进到下一块砖。
　　每一天，我都希望母亲永远不必为她的国家做出这样的牺牲，我宁愿她还活着。
　　但就像曾因报导政府贪污入狱的阿塞拜疆记者哈蒂娅·伊斯玛伊洛娃(Khadija Ismailova)所说：“如果我们真的有爱，我们盼望我们所爱的人能成为他们自己。这就是达芙妮的身份——一名斗士和英雄。”
　　我母亲永不会知道的是，她的死在马耳他及其它地方激起了成千上万的英雄行动。而且，我认为这些行动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保护其他勇敢的记者免于遭受我母亲的命运。

　　作者简介：马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Matthew Caruana Galizia)是一名调查记者，也是记者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 Galizia)的儿子。2017年10月，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被汽车炸弹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