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治疗物质(防止药物滥用)法案》。议员们对它兴致缺缺，仅用短短的50分钟就通过辩论、进入下一程序。法案第二条提议，为了让农场动物的生长达到“惊人的效果”，农民有权“给猪喂盘尼西林(即青霉素)”。
　　英国卫生大臣向下议院报告，美国人研究发现，只要在饲料里加入少量抗生素——比例在2%-20%之间——不仅能让动物生长迅猛，还对人体没有任何不当影响。在场有人提出异议，议员巴奈特·斯特罗斯(BarnettStross)博士提醒道，如果猪被这样养殖，对盘尼西林有抗药性的新型细菌可能会大量繁殖，一旦这些新型细菌转移到人身上，那就麻烦了。他还进一步警告：我们应该谨记美国那次可以成为前车之鉴的实验。他们发现雌激素——一种卵巢激素——这种化学物质能让鸡变得更加肥大，让鸡胸变得又厚又多汁，更加美味可口。当他们将这种鸡供应给高级餐厅里的座上宾以及还有参议员和众议员时，他们当然不知道鸡胸肉内还残留着这种雌激素，这种化学物质会造成不孕，还好这只对男性有影响，但仍旧是兹事体大。
　　根据正式的议会记录《英国国会议事录》，斯特罗斯的警告当时只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但60年过去了，事情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抗生素这种药架上的“万灵丹”，因为农场的广泛使用甚至滥用，已经对人体失去强大的效力。
　　盘尼西林是第一种被大量生产的抗生素，在医生广泛使用之前，于1942年首度实验性地用在农场动物身上。研究指出，服用低剂量抗生素的鸡下了更多的蛋，母猪吃了则会生下存活率较高的小猪。难怪农民们会这么喜爱这种药。此款神奇万灵药一度被认为有百利而无一害，但20世纪60年代首次出现警讯，当时暴发严重的沙门氏菌感染，数千名感染患者住院观察，至少有四名孩童死亡。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能抵抗多种药物的“超级细菌”。
　　1968年，英国政府开始正式调查这个问题。但政府最终屈服于业界的压力，让农民照常使用抗生素。40年过去，英国仍是欧盟唯一允许厂商直接向农民推销抗生素的国家。
　　畜牧业的抗生素用量非常庞大。在世纪之交，全球生产出的抗生素有将近一半用在食用动物身上;据估计，美国约有80%的抗生素是用在农场里，而其中有70%是用来刺激动物生长或预防它们生病，而非用于治疗。
　　当然，农场动物真的生病时，确应使用抗生素和其他动物用药来治疗，这一点很少人有异议。但事实上，珍贵的抗生素被浪费在支持一个恶质且疾病肆虐的系统上。集约化农场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因为在这些农场里，成群的动物生活在十分拥挤的空间中。欧洲药物管理局指出，工厂式农场“提供了抗药性细菌所爱的环境，让细菌得以选择、扩散、生生不息”。更糟的是，因为工厂式农场悲惨的饲养环境，农场动物多半承受许多压力，使其免疫系统能力降低。往返运送的过程更是加重了动物的压力，研究指出，动物在运载过程中会抖落更多的细菌和病毒粒子，等它们到了运送终点时，遭感染的动物会比启程时还多。如果一趟旅程的终点是屠宰场，那么病原体就会跟着转移到肉品上。
　　在各种“超级细菌”之中，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为恶名昭彰。2004年，人们确认猪身上存在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名为MRSAST398(或NT-MRSA)，并且发现这种细菌开始传染给人类。据说，如今全荷兰的猪农有一半带有这种新细菌，比例是普通大众平均水平的760倍。实验指出，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通常会出现在生肉里。在荷兰，35%的火鸡样本受到感染，鸡肉、猪肉和牛肉遭受感染的比例也至少有10%。
　　根据估算，在所有致病的细菌、病毒或其他微生物中，约有2/3是来自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来势汹汹的病毒性疾病，例如禽流感和猪流感，就与集约化农业密切相关。
　　集约化饲养牲畜为猪流感、禽流感这类疾病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线和散播途径，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就是在远东地区的养鸡业快速扩张时出现的。1997年，香港的活禽市场和养鸡场首度发现禽流感，当时造成6人死亡;2003年，该病毒延烧了整个东亚地区，当时正好是鸡数量激增、饲养愈来愈密集的时期。
　　对于集约化农业如何造就细菌的抗药性和凶猛的病毒性疾病的增加，许多科学家似乎仍闭口不谈。这是个复杂的科学领域，来自业界的压力甚大，而且想从头到尾追踪食物链中一个特定的抗药性问题，旷日费时;研究的精确性也不易达成，因为细菌在过程中常常略有改变。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人把禽流感怪到野生鸟类头上，甚至把这点作为强化农业集约化作业的借口。他们宣称在室内饲养鸡，可以保护它们不受带有病原的野生鸟类感染。但这个论点刻意忽略了一项事实：禽流感在野生鸟类群中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疾病，发生率并不高，反倒是进入集约化农场的高压环境后，才会突变，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