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很快，《一无所有》传到美国，陈丹青站在街上听完，已是热泪盈眶。乐评人金兆钧将歌转录成磁带，放给朋友听。磁带音质太毛，听不清歌词。金兆钧把歌词抄下，朋友读几行后，突然泣不成声。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
　　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透了!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就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演唱会中场休息期间，一位老派笑星轻蔑笑道：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观众说：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那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现在人都不会这样了，和80年代相比，我们这个年代越来越无趣了，越来越物质主义，也越来越功利主义，富有勇气的人少了，而现实的人多了。叛逆的人少了，臣服的人多了，鼓掌的人多了，反思为什么鼓掌的人少了。
　　前两年，崔健被邀请参加一个颁奖盛典的商业晚会，在晚会的压轴表演上，他为了调动气氛，跳起来说：坐着听摇滚多累啊，大家站起来吧!
　　结果台下一片冷淡，没有一个人响应。
　　崔健尴尬地笑了下，只好继续唱歌。
　　没落的不只是摇滚，还有诗歌。如今诗歌俱乐部还没有高尔夫俱乐部多，连各城市的车友会、红酒会、自行车会都比诗会多，诗人也彻底边缘化了，写诗能不被别人认为是傻，就不错了。
　　诗人西川说：到了2010年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在记录片《东京旋律》中，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说道：现在年轻人不再叛逆了，真的好悲哀呀。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一点都不叛逆，他们生活充满疲惫，疲惫吞噬了他们的叛逆。任何有叛逆的想法，都会被质疑、被嘲弄，只是一句“你有钱吗?”，所有的理想就会被消解。
　　“你有房吗?”更是终极一问，相当于当众爆头。天大的理想，也没有一套房实在。
　　当代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自嘲，丧丧的，他们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越来越聪明，只是越来越不像年轻人了。
　　曾和崔健齐名，同样是象征叛逆精神的“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整个80、90年代，都是拿起麦克风，就能加快一代人的心跳的知识分子音乐人。而在2018年的巡回演唱会，600一张的票价，折到200，依旧卖不出去。筹划两年，亏损百万。开场半个小时，只有不到10%的人到场。
　　罗大佑看着空空荡荡的现场，对观众尴尬笑道：你们从来没有那么宽敞舒服过吧!而2020年跨年那天，一年一度的罗振宇跨年演讲比赛，2000左右的一张门票，几分钟内被一抢而空。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外，因为这场演讲，一度被挤得水泄不通。12000人到场，全部坐满，罗先生单项票价收入将近两千万。
　　我们终于发现，精神、理想、自由、独立、小说、诗歌、文学、艺术，都抵不过一张抄来的、毫无创意、满是商业术语的PPT。
　　年轻人也终于被时代磨成了没有个性的样子，没人再说理想，没人再说叛逆，也没人再会张狂，他们越来越守规矩，只是不知道这个规矩究竟从何而来。社会也越来越单一，一切都是模式化，固定化、一成不变，毫无生机。
　　80年代，年轻人没钱，但碰到达官显贵，也敢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再也没人说这句话了。
　　年轻人都知道个性生猛，也生猛不过社会;再昂贵的理想，也付不起下个月的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