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弟弟已经学会走路了，我和三弟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了。很多次，我和三弟正在做家务时，村口传来孩子们欢快的校歌声，我和三弟赶紧停下手中的活，跑到门后紧盯着那些孩子，他们跟我们差不多年纪，每个人都戴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背着一个绣着红色五角星的大书包。他们从我家门口每天蹦蹦跳跳地去上学，一路上高歌欢畅，多么有趣的小伙伴啊，学校真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地方。那里有传授我们知识的、亲爱的老师，有互帮互助的、可爱的同学，还有那好玩的滑梯、转椅。学校，该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在路口互相道别，转弯回家，我和三弟心里甭提有多么羡慕了，我们恋恋不舍地望着那个空荡荡的路口，简直要把魂都丢在那儿了。
　　母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村生产大队队长来找过我母亲一次，学校老师也来动员过几次。可来的人一看到我家的基本情况，许多原本该劝说、该教育的话全都咽到肚子里。他们的目光来回打量着我家漏雨的屋顶、灰暗斑驳的墙皮和仅有的两张破桌子，最后停留在我们三个穿着破烂的孩子身上，都无奈地叹口气，关怀了几句就走了。
　　也许是为了分散我和三弟的注意力，打消我们的上学念头，母亲带我们去后山挖药材和山货，出门更早、出去更勤，回家更晚了。我们将这些东西晒干了偷偷卖给城里人，好贴补家用。那个年代社会禁止商业买卖，但好心的干部也许觉得我们不容易，对我们这一家所谓成分有问题的后代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们把后山采来的全都换成毛票，母亲扣在碗底下一分一分攒起来。
　　为了活下去，体弱多病的母亲只好央求生产队的一些干部，让他们多派一些力所能及的活给自己干，生产队里男人们堆得小山似的脏衣服、大街小巷家家户户令人作呕的粪便，只要能糊口饭，母亲啥活都不嫌弃。平时这些活都是留给村里惹了事、犯了错的地痞流氓、街头混混干的，母亲每天担两桶粪便受着他们嘲笑，忍气吞声听他们讲一些下流话，摇摇晃晃地跟他们一起走在歪歪斜斜的小路上，显得既格格不入，又卑微渺小。
　　附近的邻居看到孤儿寡母，小的小，病的病，怪可怜，也有不少好心人到了晚上悄悄叩开我家门，送给我们一些救命的米𥻗子和旧衣物。每当有好心人来我家时，我母亲总是泣不成声，对来人千恩万谢。母亲拉着我们几个孩子跪拜好心人，要我们这一生都铭记来人的大恩大德。好心人可怜她，同情她，她在平日所积累的委屈还能对她们哭一哭，说一说。在那个年岁里，来关照我们孤儿寡母的人家生活并不好过，他们能把自己并不富余的衣物拿给我们，那该是多么大的恩德啊!然而有限的食物总是填不饱旺盛的食欲，生产队分得的口粮又少，我母亲再精打细算，一家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个孩子面黄肌瘦，尤其是三弟。他常常为了给母亲省下几口粮食，总是最先一个“吃饱饭”，吃了一小半碗饭后碗筷整齐放在桌上，跟母亲谎称自己已经吃饱了。长期营养不良，让三弟比同龄人身子骨看上去更瘦弱。
　　不知疲倦地辛苦劳动，母亲年轻时落下的病加重了。多年来柴米油盐压弯了她的腰，害得她时常咳嗽，最严重的是她那两条腿，逢雨潮湿浑身关节就疼，平时站一会儿就直打哆嗦，她的眼睛也开始看不清东西。实在没办法她才会到村里赤脚医生那里简单看一看，拿两瓶几分钱的止痛片回家。她从不跟我们提及自己的病情，也从不埋怨生活什么，她用自己的沉默和坚持，用一个女性的善良和尊严倔强地对抗着自己坎坷的命运，也向我们诠释着一个朴实而无辜的农村妇女对待生命、生活最基本的态度。
　　三、希望的玉米地人这一辈子，如果还有一种比东北的天气还绝望的东西，那很可能就是穷困。东北的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丰收却是短暂的，秋天的尾巴还未溜走多久，飕飕的北风就把树叶吹落了，过不了多久，东北的冬天近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