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被称为一种“近年来”悄然兴起的“婚姻新形式”，在媒体报道里，部分专家也强调其“现代性”，并称赞它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探索”，“有利于家庭的稳固和谐。”
这其实不是“两头婚”第一次出现在舆论视野里，2020年5月，papi酱孩子的“冠姓权”引发争论时，就有人提到过这种冠姓模式。
在当时的描述里，这种模式出现的时间稍早：我是一个南方小城的姑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进入2000年后，我们市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婚姻状态——不进不出。一方不嫁，一方不娶。双方不会交换礼金和彩礼，即没有钱财瓜葛。夫妻生下两个孩子，一个跟父姓，一个随母姓。
然而这些说法均是错误的，“两头婚”绝对不是什么现当代新模式。
早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它就已经出现了，称为“两头亲”。
今天，“结婚的意义”是一个可以写成长篇文章辩论的议题，而一百年前乃至更早的主流社会则有其共识：“传宗接代，天经地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传统社会，“养儿”不光“防老”，也是承接家族祭祖重任的关键所在。
同姓人丁的兴旺程度，以及直接由它决定的包括暴力在内的社会实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家族在一个传统乡村的地位。
那些肚皮不争气，怎么生都是女儿的家庭，就几乎只剩下一种隔代救济——入赘婚姻：女儿的丈夫加入妻子的娘家，新建小家庭承担娘家养老，对丈夫的亲生父母不再有义务关系，生育的第三代自然也继承娘家的姓氏和家族关系。
如果这生下来的第三代里刚好有男丁，那眼见要断的“香火”就又给续起来了。
不过，有能力选择入赘婚姻的娘家并不会多，他们必须家道殷实，能够说服男方舍弃“面子”加入自家门下，同时给男方父母付以充分的补偿。
一般来说，愿意接受这种联姻的亲家，既要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还要有多个儿子，不必介意放弃其中一人。
因此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明清江南，就产生了介于嫁娶和入赘之间的“两头亲”。
它是打折的嫁娶，也是打折的入赘，娘家婆家会在婚前谈好，新婚夫妇未来生育的其中一个儿子随娘家姓，为娘家续上“香火”。
作为条件，婆家可以少给或不给彩礼，但也很少像入赘婚姻那样，反过来从娘家拿到经济补偿。
“两头亲”对娘家来说更为便宜，负担得起的家庭更多，但它仍然考验女方家长的经济实力，它基本需要女方主动提起，肯接受的绝大多数也只能是比他们要穷、同时还有多个儿子的男方家长。
南京大学秦文佳在其论文《作为策略性婚姻实践的“两头亲”——以苏南倪村为例》中介绍，她发现的唯一一起由男方提出的“两头亲”，缘由是男方家境承担不起嫁娶模式的彩礼。
根据双方的财力和谈判意愿，“两头亲”可能产生多种谈判结果，但无论双方达成怎样的协议，“两头亲”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抓住最后一次机会，赢得继承我家香火的儿子。
不难想象，当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两头亲”的风险陡然提升，它变得更像是一场赌局。
“生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应该就是从那时兴起的安排。
它按照当时农村家庭允许生育的上限(不排除缴纳罚款)，设计了愿赌服输的分配：无论新生儿性别如何，都依照出生顺序“冠姓”。
它当然不可能“有利于家庭的稳固和谐”。
在房价、婚礼费用激增的今天，“两头亲”双方的原生家庭并不会因为免了彩礼就能节省多少子女联姻的成本，他们真金白银砸进去后，换来的这场赌局却包含了太多变数：小夫妻不想要二胎、二胎意愿发生变化、生出双胞胎尤其是龙凤胎⋯⋯前几年还有政府计生政策的改变。
当情境或意愿发生改变，引发的纠纷自然不可能轻易平息。
早在2012年，二胎还未正式放开时，浙江当地记者就已经注意到，“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案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有些讽刺的是，这篇报道对该现象的总结就是“‘子随父姓’传统受到冲击”，跟这两天的专家解读不谋而合。
很难理解，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他们纷纷把这类婚姻吹嘘成进步的典范，而忽略掉它的本质：父母为了传宗接代，利用经济手段干预子女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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