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会被用来强化官员抑郁自杀比例高企的结论，一如此前媒体人所面临的遭遇。
可是，很简单的常识是，每年十余名官员自杀——即便其全部因为抑郁，也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如果你将此和全球有3%-5%的抑郁症患者联系起来思考的话。
如果每个清洁工的自杀也都能经由媒体进入公共舆论空间的话，相信我，他们的自杀比例只会比官员或媒体人更高。
如果你不是鸡汤式励志文本的信奉者，你就应该知道，无论是官员，还是媒体人，他们的整体压力只会比那些在生存线上下打转的职业群体低，低太多。
这基本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在3%-5%的抑郁症患者中，有些是抑郁程度较轻者，有些则相形严重。并不是每个抑郁症患者都会自杀，这和是否接受科学的治疗以及境遇好坏有关。但总有一定比例的抑郁症患者，在自觉愉悦感完全丧失的情况下，会选择拋弃这个世界——他们首先在心理上是感觉被这个世界拋弃了。
有报道称，自杀官员因接受调查而患上抑郁症，这基本也是想当然的说法——抑郁症的病因虽无明确科学结论，但基本可以肯定有生物和神经因素，外在压力最多只是触发条件。这和几例官员与记者自杀，就强调行业群体的负重和压力一样，映照出大众舆论对精神疾病的低认知程度。
最离奇的是，有意见领袖在微博呼吁「以后组织部门提拔干部，要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检查。患有抑郁症就不要提拔了」。这种精神歧视并无正当理据支持。抑郁症患者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并不一定更低，很多业内杰出人士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的被曝光的部分自杀官员，是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中途，寻了短见。「组织调查」所构成的现实压力，可能就成为压垮这些本就有精神疾病官员生存意志的稻草。
但站在民间的视角，大众总有个疑虑，他们怀疑自杀官员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这与其说是对精神疾病的不了解，毋宁说更多是因为对一些官方结论的不信任。
在互联网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质疑，它会消解人们对反腐正当性的认知。这要求有关方面应尽可能公开与个案相关的信息。
这个时代是在快速发展著，民间对媒体和政府的期待也在升高。面对官员因抑郁症自杀，媒体需要传播正确的抑郁症知识，而相关部门也应该快捷有效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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