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除了基于地域的不公外，背后还有身份、地位带来的不公。高考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需要全局视野内的系统性优化。这种向教育欠发达地区的高考移民，制造了“双重不公”。以河北向内蒙古的“人往低处走”为例，河北相对而言有著更高的教育质量、更好的教育资源。掛空籍去内蒙古考试，意味著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却只是参与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考试竞争，对于当地考生的不公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那些能通过种种渠道采取非正常手段迁移户口，或者有能力通过购房等方式入籍者，权力与财富，至少需占其一。在内蒙古查出的高考移民中，家长大多为公职人员，许多还是领导干部，正说明了这一点。
　　而在高考移民中，还往往形成“合谋”。“移民”们增加了升学的可能性，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获得了更高的升学率。在这条利益链上，当地考生，以及那些无法“移民”的寒门子弟，处于最末端。
　　去年高考前夕，安徽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的新闻照片也直观地呈现出，这样一次考试，承载著多少家庭的希望与未来。应试教育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高考是目前来看最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之一，也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高考其实维系著整个教育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底线正义”。
　　然而，对高考的公平期待，也屡屡遭到侵蚀。虽然大部分已被取消，但加分乱象至今仍未能根除。去年辽宁本溪体优生的加分，就爆出“足球4万，游泳7万到8万”的丑闻。高考制度需要改革，高校招生也需要改革，但不管怎样改，公平的底线是无论如何需要守护好的。
　　高考移民再次被曝光，也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高考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需要全局视野内的系统性优化。现阶段，全国统一高考、统一录取，还无法实现。但从长远看，需要的是以政策槓桿、财政槓桿，逐步变高考分数线上的“优惠政策”为增加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合理。如日本，早在1954年就制定了《偏僻地方教育振兴法》，规定了国家和地方为振兴偏僻地方的教育必须实施的各种措施，并制定了施行令和施行规则保障法律的实施。
　　“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虽然这样的高考标语被认为有价值观问题，但背后却是强烈的公平诉求。对个人和家庭，或许要破除“高考神话”;对社会管理者，却不能不重视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