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著一样。比如写作，起初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儿。
　　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就是两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3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有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可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
　　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我说《日光流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的叹息。《我与父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那也其实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80岁时说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
　　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曹雪芹活了大约40多岁，而《红楼梦》写就约近250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卡夫卡41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蔓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
　　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不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理想着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
　　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的一个。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后，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面对夕阳，平静而缓慢地自语：“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于这些证实和看到的，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
　　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小说已经死亡!”在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让我活着时，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义。
　　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